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有几大文明古国，包括古埃及、古巴比伦、中国、古印度这四个人类文明最大且最早的国家或地区，有时也包括古希腊、古玛雅。在这几大古文明中，多数古文明都已经消失了，唯独中华文明没有断代而且还在延续，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中华文明没有断代，还在生生不息，这是作为中国人的的幸运，也是全人类的幸运。然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是不是已经毫无断代之虞了呢？或者说，我们真的就是哪一个方面都做得天衣无缝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比如，汉字从殷商时代开始，由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到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经过6000多年的演变，我们对最早的甲骨文的认知，是不是已经完全毫无障碍？再简单一点说，究竟还有那些甲骨文，我们还没有发掘出来，我们还没有破译？

　　再比如，事实上，中国有两套语言系统，一个是口头的，一个是书面的。不论从历史上看，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口头语言都早于书面语言，口头语言一直伴随着书面语言而存在，而且是绝大多数人交流和大多数文明成果传承的工具。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古代的文明成果，大都是通过书面语言保留下来的。由于时空的演变，口头语言的文明成果，许多已经湮灭，我们多数未能知道，那么，是不是就毫无办法和希望了呢？

　　再进一步说，即使是书面语言保留下来的成果，因为文言文的深奥无比，对于今天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已经相一致的我们，究竟能够了解、学习、掌握多少文言文所记载的古代的文明成果？或者说，又有多少人能够通过对文言文记载的古代文明成果的阅读和传播、演绎，可以让更多的现代人得以学习、了解和传承、弘扬？

　　答案同样也是有许多东西需要商榷的。

　　从左丘明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春秋左传》、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及群经之首《周易》开始，到清朝末期，中国的古籍已经达到了汗牛充栋的地步。据从1992年至2009年历时17年终告完成，并于2011、2012年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所显示，中国古籍书目汇集著录竟达到了20多万种。

　　20多万种的古籍，虽然因为各种原因，其间肯定良莠相杂，甚至错谬纷呈，但它毕竟涵盖了五千多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同时也已经将人间所有的道理以至真理，或者说真理的核心和灵魂所在，囊括其中。

　　然而这些古籍，或者说这些古人的道理，绝大多数还在躺在古籍堆里睡大觉而未能出版，即使出版了也因为文言文确实难懂而让绝大多数人不敢涉足，或者即使涉足了也未必完全理解。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如此就回到了本文的主题：面对浩如烟海、博大精深，而又桀骜难懂的文言文，我们怎样才能将其中古人的各种道理“大白”于天下？

　　有人开始做起来了。

　　这个人就是徐剑先生，笔名一见，伟人孙中山先生家乡中山市的一位文史爱好者。

　　徐剑一直喜欢读史，借助于现代微信手段，他更将自己读史的体会在微信上设置专栏，以“指尖上的历史”发给朋友们分享。2014年底，他将这些成果结集出版了《不觉浅——指尖上的历史》一书，受到社会和市场热捧，在2015年4月的南国书香节还被推上了每月好书推荐榜。

　　从此，徐剑好像有点儿一发而不可收了。今年3月底，他将一部新的书稿《从司马光书房走过》拿给我，嘱我写一个序言。《不觉浅》是33万字，而新的书稿竟也有##万字，了不得！

　　字数多少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书的质量和影响力。

　　其实，早在民国初期，就已经有人做古籍的翻译工作了，也就是将文言文翻译成现代的白话文；也早就有人将古籍的故事翻译成白话文。这种做法很重要，也很需要，然而我们读起这些作品来，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徐剑正好补上了这一点。他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作为主线，将其中的“故事”用白话文讲述出来，然后串联起古代其他相类的“故事”，再引申到现当代的“故事”，如此这般地营造出一条穿越时空的历史长河，时勾时沉，时叙时论，时庄时谐，其间，或者在每一篇的末尾，又附丽上极具严谨的哲理性结语，于是，尘封于千百年历史的一个个古人的道理，就在徐剑的笔下活生生地“大白”于天下了。

　　《资治通鉴》，是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的语言虽然没有司马迁的《史记》那么难懂，但毕竟还是文言文。能够将《资治通鉴》中的道理，用白话文、以故事的形式翻译和演绎出来，“大白”于天下，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徐剑说他是从司马书光路过，这是他的自谦。他其实是真正到了司马光书房里面逛了好长的时间，而且是深入并探究到了司马光的耿耿内心的。

　　鉴于我连司马光的书房门前也还没有好好路过一次，而且一见到文言文就老是犯头痛，因此我只能写了上面那些不着边、不靠谱的文字，而对于《从司马光书房路过》著作本身，则就不敢妄加评论了。反正，读着读得懂。

　　我只能说，《从司马光书房路过》我是读得懂的，而且读完之后让我明白了许多古人的道理，还激发起了我深读《资治通鉴》的兴趣。

　　因此，我郑重地推荐，《从司马光书房路过》是一部谁都读得懂、读起来饶有趣味，而且一定会明白和学到一些古人的道理的书，确实很值得读者们“路过”。当然，最好能进去好好逛一逛。

　　最后，我还要郑重地说，徐剑出于兴趣、出于担当，做了一件大好事，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作为一个非专业作家，不能不让我们深感敬佩。如果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做类似的事情，该多好！其实，这应该上升到国家的战略来做，列入国家的制度化安排来做，包括将中国最重要的名作名著、最重要的古籍翻译介绍到国外去。

　　所以，推荐《从司马光书房路过》给读者，只是一个小小的目的而已；通过介绍徐剑的做法，影响更多的人一起这样来做，才是更大的目的；若能通过呼吁，使得这种做法能够上升到国家命题、国家战略、国家行为，那就将更具深远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了。

　　2015年5月3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