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广东省作家协会

　　时间：2015年4月10日

　　主题：让当代诗歌回归诗歌本源

    丘树宏：首先感谢两位，百忙之中来参加这个沙龙。我看前面有好几场是诗歌主题的沙龙，说明诗歌还是受到一定关注。其实社会一直蛮关注文学的，比如莫言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引发了中国社会对文学强烈关注的新一波高潮。这是小说。另外一个受到关注的是诗歌，近两届的“鲁奖”关注的都是诗歌。说明对文学特别是诗歌，社会的关注度很大。关于今天“让当代诗歌回归诗歌本源”这个主题，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网上的信息有很多，比如让诗歌回归诗歌、让诗歌回到诗歌本身，等等，各种意见都有。这说明社会和诗歌界对关于诗歌怎么样回到诗歌本身，也是一种很具代表性的意见。当然，也有不少人持其他意见，甚至是相反的意见。这正好说明我们今天选定这个主题很有意义。

    从我个人来讲，当代诗歌怎么样回到诗歌本源，包含了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诗歌的主题和内容这一块，也就是诗歌表现的对象问题；第二个是诗歌的表现形式问题。也就是当代诗歌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怎么样回到诗歌本源的问题。

    就这个命题，我个人这几年写了一些文章，在诗人圈传达了一些信息。去年我在《文学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新诗何时走出乱象》。我个人觉得当前的诗歌界比较乱，在所有的文学题材里，写诗的人很多，读诗的人也很多，相对于其他文学体裁来说，诗歌的活动丰富多彩，同时也比较乱。我个人的一种体会觉得，目前新诗百年了，我们还没有找到真正既符合中国汉语言、汉文字特点，又能够吸收西方诗歌的优点的诗歌文本。我认为，中国的当代新诗，首先要守住和弘扬自身的诗歌文本传统，包括其中的内容和形式。我还觉得，新诗百年了，也应该做一些成果性的回顾、检讨和展望了。省作家协会让我组织这个沙龙的任务，我就想了这个主题，然后报给省作协也批准了，所以今天请两位来这边一起谈一谈。

    肖红是军旅作家和诗人，也写爱情诗；张况先生是诗坛著名诗人，尤其这十几年写了一部80000多行的中国史诗，影响很大。两人都很有代表性。

    肖红：这个沙龙主题非常好，现实针对性也强，所以我乐于参加这样的文学对话。我是游走在军队和文学边缘的军旅诗人，从小对诗歌有一种爱好，确实是带着文学梦进入军队，因此比较关注诗歌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现代诗歌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在表现形式和写作技巧上的进步。张况老师给我打电话以后，我做了一些思考，觉得对比前30年，现在诗歌在表现形式、意象、美感和写作技巧有很大的进步，但精神的内涵少了。过去的诗歌更多的是感情的呼叫、精神的呐喊，像殷夫的“让死的死去”，叶挺的“囚歌”，郭沫若的诗等等，都是带有号角式的诗歌。那个时候的诗歌为什么能唤起那么多的读者？诗歌的战斗性强，象投枪，象鼙鼓，能够激励人，鼓动人。等一下我还要讲这个问题。

  关于当代诗歌，我非常同意丘树宏的论点，确实比较乱。乱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灵魂找不到北，没有精神支柱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是说思想性不强。过去一段时间，各种思潮泛滥，鱼目混珠，冲击着我们的思想观念，诗歌首当其冲。由于我们引导不够，使许多年轻人在吸收各种文化上，盲目崇外，分不清哪是精华，哪是糟粕。我们提倡百花齐放、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应该是有前提和取舍的。但实际上有很多糟粕的东西我们吸收过来了，没有取舍。特别是一些年轻的诗作者对所谓的“先锋派”诗歌只注重表现形式的吸取，而缺乏西方现代诗丰富内涵和博大视角。

  诗歌，灵魂很重要，缺乏灵魂，诗歌就没有精神。灵魂的构建需要很多东西，包括文化背景、理论涵养、价值观的构建、作者的道德素养等等，这是需要我们致力培养的。

  第二、无病呻吟、自我陶醉的比较多，没有精神，缺乏“烈酒”，不接“地气”。提到“烈酒”我就想到了张况，他才华横溢，嫉恶如仇，作品也很有精神。丘主席的诗也很有气势。我觉得诗歌可以缠缠绵绵，但还是要有“烈酒”，有精神在里面。我比较喜欢当下的西北诗歌群，它气势磅礴，有烈酒的东西，也包括军旅诗。而现在很多人无病呻吟，不知所云。前不久某地举办了一次诗歌集会，其中有一位来自上海的年轻人，朗诵了一首“马桶”诗：“我坐在马桶上听着排泄物的响声，心驰神往着什么什么”。这样的诗歌美吗？当时有不少大学生在现场，他们都感到恶心。坐在我旁边分管文化的副市长就说，这个不能容忍，非但不是正能量，还会带坏学生。

  还有的创作的东西远离时代远，脱离了社会现实，沉迷个人内心世界，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不和谐。如刚才说的“马桶”诗，审美主体即诗人自己可能觉得很美，但是其他审美对象觉得这是龌龊的东西，没有和谐，创造主体就变成孤“芳”自赏，难以和读者产生共鸣，这也是现在诗歌没有市场的原因。

  第三、有些诗歌在结构、形式上过于散文化，语言追求奇巧，甚至不通，已经丧失了诗歌的特点和丢失了诗歌的传统。写的诗天马行空，云里雾里，没有节奏，也没有韵律，大家都看不懂，好像完全是个人写作，与他人、与社会毫无关系，但又喜欢放在报刊和网上，谬种流传。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再就是丢失传统、失去本源的问题，使整个诗歌界良莠不齐，杂象丛生。

  所以，我赞同丘树宏对现代诗歌“乱象”的定位，的确是丑态纷纷、乱象丛丛，许多诗没有诗歌特质，没有思想灵魂，已经起不到呼唤人、教育人、引领人的作用。1979年我们在越南边境反击战，那个时候的诗歌虽然直白，但接地气，有精神，有正能量。我们唱着李谷一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走向前线，歌词非常美，我们唱得很自豪，很激励我们。当时我们就像歌词中的泉水一样清纯，心中只有祖国，只有边疆，所以才能义无反顾，为国趋弛。后来的战地诗、军旅诗都很激励人，而不像现在很多诗看不明、听不懂，更谈不上启迪人、激励人。

 张况：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非常有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为什么这么讲？诗歌回归到诗歌本身，其终极目标是要回归到人民、回归到人类的心灵，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真正打动人。当代中国诗坛乱象比较明显，“玩家”、“伪大师”和“伪先锋”比较多，真正把诗歌写作当成事业来经营、当成心灵抒写状态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我所见到的的不少诗歌写作者都是闹着玩的，摆一副正襟危坐状，在文字中故弄玄虚，欺人唬人者比比皆是。玩家太多，造成一种繁荣的假象，其实这只是一种虚拟、虚假的繁荣，没有实质的建设性。真正的繁荣不是这样的，清醒的读者会有判断和甄别。既然是百花齐放，那就什么花都有开放的自由，有好的花，如玫瑰，带刺，是真正的柔中带刚的东西。也有罂粟花，有毒，罂粟花的代表就是“玩家”、“伪大师”、“伪先锋”，他们喜欢故作高深、摆深沉款，看上去很酷，给人的表象感觉也许非常华丽漂亮，但他们生产的东西非但不能予人启迪，甚至还会害人。

    就新诗而言，改革开放前与后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新世纪以来我觉得又是一个分水岭。新世纪以来大家更注重诗歌的实用功能，更强调当下，强调眼前，强调自身体验，强调社会经验的书写。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现在大家基本不再用信纸写信了，这是个网络时代、数字时代、神话频发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对所有人都是一种考验，当然诗人也不例外。对诗歌写作来说，应该是一种非常好的变革时代，应该有推进作用才是，但现在谁都可以借网络平台来彰显自己的个性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似乎只要会按回车键，只要会分行罗列，谁都可以成为诗人；所有人面前都摆着一个话筒，因此谁都有话语权，网络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也因此表现出来。这既有利也有弊。好处是大家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抒发自己的情感，谁都可以把自己的文本轻松的没有任何门槛的展示出来，而不一定要通过官方的媒体、报纸才能发表作品。互联网可以发无数的诗歌，对诗歌的发展应该是有帮助的。问题是很多所谓的诗人把这个平台变成宣泄的平台，以非常不负责任人的玩家心态作践诗歌，使诗歌写作变成毫无难度的写作，毫无价值意义的表现形式，这对诗歌有帮助吗？帮助大吗？我认为这要打个问号。有时我甚至觉得可能是一种反作用、负能量。真正负责任的写作者是要经过字斟句酌之后，才会把自己的诗歌作品发给朋友看，或者投稿的。现在是老子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老子爱发就发，谁也奈我不何，反正各有一帮铁粉、钢丝，各有一帮一起玩的票友，谁也管不着。口语写作、口水写作、气泡写作、下半身写作、器官写作、垃圾派、脑残派等等，应有尽有，不一而足，千奇百怪，无所不有，真让人感到眼花缭乱五味杂陈，根本无法言说其中滋味。当然，新诗在我国出现尚不足百年，这百年的过程，是不断建设的过程，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中国新诗惟其自由，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规范概念和评判标准，或者说是尚无具有规范意义的表达方式可供参照，中国新诗的审美判断，确切的说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形成标准。

    什么样的诗是好诗？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自不必说，那是古人的标准，故纸堆里的温柔。就新诗而言，也许好诗的基本概念还是有的，但要说标准化的衡量尺度和价值评判，我认为远未成型。回眸新诗百年，无论胡适、刘半农、徐志摩、梁宗岱、康白情、闻一多、李金发、戴望舒、穆旦、卞之琳，还是郭沫若、冰心、艾青、臧克家、牛汉、张志民、贺敬之、郭小川，以及更后一点的北岛、舒婷、顾城，这一路下来我认为还算有比较好的传统和相对严谨的价值认同及时代特征，这个传统在他们那个年代我认为是值得认可的。但是越到后面，现代主义和功利主义表现出来的反叛与颠覆就越加明显，他们几乎否定前述的全部写作者，根本不承认新诗的所谓经典或传统，认为根本不能构成传统。朦胧诗的出现表现出个性鲜明的探索性，不少诗人都做了思考，比如意象营造、表现形式、语言结构、情节设置等等方面，也做了较多的调整，应该说诗人们的写作心态、表达方式、在语言上、技术上有了全新的气象。但是这种写作在后来的新的文化体制中显得力不从心、乏善可陈，他们在文学的框架里浮浮沉沉，更多的时候沦落成一种没有节制的语言滥觞，为人所诟病。真正意义上的精品力作少之又少，更甭提宏大叙事的大作品、大制作了。我认为，新诗百年，到目前为止，中国诗坛真正的经典之作史诗巨制还没有出现！还在人们的期待之中！中国地大物博，算上夏商周断代，有七、八千年的恢弘文明，但是就是这么个泱泱大国，偏偏就欠缺史诗性的鸿篇巨制，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真正够的上大作品称谓的史诗巨献，这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沮丧。

    丘树宏：有期待，希望你的《中国史诗》早点出来。

    张况：我也只是一粒微尘而已，但确实有一种蚍蜉撼树或曰愚公移山的精神在支撑着我锲而不舍的做这方面的尝试。近十余年来，我敛迹潜形，躲进书斋，饱读经史，拙于社交，懒于人言，不跟风，不刻意，把写作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和存在的方式，为的是将21卷的《中华史诗》能早日呈现在世人面前。丘树宏刚才讲诗歌要回归诗歌本身，我认为，这是回到良知、回到责任的呼唤，只有这样，我们写诗的人才有社会价值，走出去才不会让人当笑话看。事实上，在国外，诗人们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我觉得对真正的诗人而言，我们绝不能辱没了自己的名字。

    丘树宏：我觉得两位说的非常好，还是回到主题。我们讲当代诗歌或者中国新诗怎么样回到诗歌本源的问题，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也就是我们首先要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去做。我们并不是说，诗歌要有一种不变的模式、不变的内容、不变的格式。现在是一个开放多元的时代，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都走向开放和多元。这样的话，文学肯定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肯定是开放和多元。主题、内容、格式都应该是开放和多元，这是它的生命所在，如果不是这样它就没有生命。

    在这个基础上，文学题材包括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肯定有它独特的所在，所以就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各种生命，诗歌也是这样。但是，无论是生命，还是诗歌，总有有一个自己的本源问题。

    我们讲它的本源有一个是狭义，一个是广义，广义是指全世界、全人类诗歌，第狭义是指中国本身的诗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都有它自身的东西，这个就属于狭义。我个人觉得从广义上讲，诗歌有它共同的东西。首先在主体和内容，我觉得应该是真善美的，这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共同的价值指向。就内容来说应该是真善美，这样才真正达到诗歌给人的意义。要不它就成了负作用，它应该是正能量，这是讲主题内容方面。

    格式方面，诗歌有和着与其他文学体裁不同的特色，在它的格式方面也应该有所规范。如果诗歌写成散文就不成诗歌了，写成小说，更不是诗歌的事。诗歌就是诗歌，不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学体裁。

    回到中国本身，诗歌主题内容和形式也应该有我们的特点。刚才两位都讲到，现在的诗歌在主题、内容，在表现形式、手段方面已经跟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或者叫进步，它更时尚、开放、多元。主题、内容、形式都是这样。同时，中国新诗还不到百年，还在不断的探索中、完善中、发展中，不可能一下子就形成很固定的一种模式，这不可能。

    我们讲诗歌应该是两个元素都具备。一个首先是中华传统，中国诗歌传统的优秀的独特的元素应该保留，这才是中国的，否则就不是我们的。我是我，而不是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是中华民族的。同时，它又不是完全封闭的，特别是现在开放时代，它走向市场，走向全人类，这样的话，它同时也应该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其他文字诗歌优秀的东西，包括形式。

    正因为处于这种阶段，我们处于一种乱象状态似乎也不奇怪。再加上整个社会也处于转型时期，现在社会价值观等等各方面都相对比较乱，旧的打破了，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的诗歌也同样处于这个状态，也不奇怪。回过头来，诗歌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问题的根源还是在社会。但我们不能简单退推给社会就行了。如果任其发展，没有引导、主导、总结和前瞻的话，任由“乱象”下去诗歌就没有出路。今天，我们确实要考虑怎么样能够逐步找到一种既有中华传统诗歌的优秀元素，又吸收西方现代诗优秀元素，而成为中国现阶段以及后阶段一种崭新的诗歌文本。

    肖红：丘树宏讲得非常好，从比较高的层面讨论了中国诗歌怎么样回归诗歌本源。我要补充的是，中国诗歌回归诗歌本源首先要有比较合适的文化背景。文化背景实际上是文艺创作的舞台和天幕，这些年，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正在努力做，就是要创造一种晴空朗朗、正气很盛的文化氛围。文化背景实质上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如果价值观非常混乱，产生的诗歌作品也会混乱。虽然我们提倡多元化，但是必须要有共同的价值观，比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诗歌创作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回到本源，发挥正能量。

第二，要有一个好的文化社会氛围。社会氛围是诗歌创作的土壤，土壤好，种出的庄稼才好。因此这个社会氛围应是高雅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积极向上的，而不是急功近利，老是想着赚钱，眼中只有金钱，只有股票，只有GDP，或者低俗的，只有暴力和性。要营造全民重视高雅文化、热爱高雅文化的氛围，通俗文化要有，而且很重要，但不能低俗化，文化部门的组织倡导很重要。

第三，要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向，诗歌也不能例外。刚才丘树宏讲到了，民族是我们的特色，是我们优势所在，要树立好民族诗歌传统这面大旗，既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又不能泥古不化、全盘西化。既要向中国古代诗歌、外国诗歌学习，又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科学就是要顺应社会发展进步，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要发展，要创新。大众化就是要面向民众，面向基层，面向生活。文化来源于生活，在大众中产生，为大众服务，这是中央十七届四中全会对文化建设提出的要求，也是诗歌的本源。所以不仅要继承传统的文化、优秀的外来文化，更重要的是要在人民群众中吸取文化营养和创作灵感，深入基层，面向大众，这是诗歌的生命力所在。可以组织一些诗人到基层体验生活，象“中国诗歌万里行”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但还是浮在诗人层面，真正到基层，到民众中不够。再就是要提倡诗人们写民众、写生活，而不是无病呻吟、自怨自艾。

第四，要注重培养读者和编者的素质。最近大家都在议论中国游客的素质要提升，我想中国读者的素质也要提升。除了加强教育引导外，文学市场的督导很重要，要增强健康高雅向上作品的市场，减少低俗作品的市场。文学市场高雅了，读者的素质才会有提升，读者的素质提升了，诗歌才有支撑，才有诗歌的繁荣。再就是编辑的素质。为什么有些报刊诗歌作品不值得一看呢？就是有些作品不是太清高让人不懂，就是太低俗让人看不懂，有一定文学素质的人都看不懂，普通的读者哪能看得懂。我们有的编辑是“武大郎开店”，用稿标准只有自己的喜好，不顾及广大读者，刊出的作品不是无病呻吟，就是云里雾里，晦涩难懂，这样怎么能赢得读者和市场呢？所以编辑素质的提升也很重要。

        张况：刚才丘树宏讲的不仅仅是诗歌界存在的误区，整个文学门类都存在这个问题。我有非常深刻的感觉。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的文学心态是比较卑微谦恭的，甚至是比较不自信的，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十余年来，文人们的心理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不少诗人甚至无限膨胀，似乎什么都瞧不起。一批自信心爆棚价值观混乱的三流作家四流诗人，被有心人几句廉价的赞美鼓吹得飘飘然不知今夕何夕，忘了自己姓甚名谁的人比比皆是，他们自我膨胀得不行，总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大师，就是集大成者，就是圭臬。这种畸形心态非常要不得，这种现象不仅在诗歌界存在，在整个中国文学界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很多伪大师惟我独尊，跑奖买奖的事时有发生，不少人总是认为国外的东西是最好的，随意倒模嫁接，随意强行焊合，他们根本没有消化吸收，就张口博尔赫斯、惠特曼，闭口莱蒙托夫、普希金，一副博古通今无所不知的样子，其实也就半桶水而已，这是文学上的崇洋媚外，诗歌界的假洋鬼子。他们丢掉的恰恰是自己国家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我的“新古典主义历史文化诗歌写作”，某种意义上是文本自信和民族自信的回归。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精神财富，中国是最早的自由诗国度，现在刚好是倒过来，把优秀传统抛弃了，把优秀基因丢光了，好东西一个也学不来。我觉得中国诗歌要在建立民族自信心上下功夫，想办法，只有这样，才会建立真正的中国新诗大厦，否则中国文学非常危险，中国新诗没有出路。我们确实不能把祖先最优秀的、最有代表性、最有价值的东西丢了，不能捧着金饭碗哭穷。 　

丘树宏：回到主题，说到诗歌本体。全人类包括中国的文学有着共同的内容和主题，是真善美，当然中华的文化传统也有独特的主题和内容，比如，我们中华传统的“和”文化，包括儒家、道家文化，这是我们的特点。我们这些特点我相信在所有文学题材里，包括诗歌里面特点都很浓厚，我们还是要继承、弘扬这些。

    我们有海洋文化，欧洲也有海洋文化。我们的海洋文化体现的完全是和谐、和平，郑和七下西洋没有占领别人一寸土地，西方的海洋文化则是侵略文化、掠夺文化。这些体现在文学里就不同。我们的诗歌本体首先体现在内容主题上健康，是正能量，读了以后对人有好处，而不是乱七八糟的，丑的、恶的。文学是社会的，如果你写出来放在自己口袋里、带进棺材去，那你写什么都无所谓，但只要你要给第二个人，包括你的太太、父亲、小孩、亲戚看，就有一个社会责任问题，你就要负责任。你写什么样的诗都好，这个都是最基本的。

    现在的诗歌界很乱，跟社会现状有关，社会上的道德滑坡、没有底线，影响到一些诗人和诗歌也没有道德底线了。

    我觉得全人类都一样，其他国家也是，这是从内容和主题来说，这个很多人不存在问题。就格式、形式来说，我们是诗的国度，是诗歌古国，我们的诗起源发展早于很多国家。讲到诗首先是中国，诗经、唐诗、宋词，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再往下是戏剧的影响力，中国戏剧的诗歌成分也非常浓厚，这些诗歌的传统我觉得不能变。我们是方框字，汉字对诗歌有特殊的好处，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文字的整个架构、字句特点都是我们的优势。为什么中国的诗歌出现最早，而且比其他文学体裁发展充分和辉煌？汉字和汉语言比较适合诗歌是个重要因素。中国古代诗歌的不足，是自由度不够。我们为什么有唐诗宋词那么整齐的东西？那正因为汉文化、汉字结构所决定的，但也带来了自由度的不够。到“五四”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追求，追求科学、民主，在诗歌方面也打破原来的传统，学习西方的。我觉得学习西方是对的，学自由诗的东西也是对的，是对中国古诗不足的补充。自由诗的优点在自由，但我们现在的缺点是太自由了。从内容到格式到各方面，天马行空，无边无际，毫无标准，毫无约束，这不行。

    自由诗要写的好，要写得比古体诗还要美，在无限自由的情况下写得隽永，别人记的住、能流传的诗歌，这个比较难。诗可以分为诗和歌，诗要有韵律，需要节奏，适当的短，不要太长，不要太散，不要太自由。而诗歌则要讲究押韵、对偶等。我们现是否可以呼吁，我们的文学组织，特别是官方组织，这方面要有一种引导，一种导引，官方办的杂志、报刊引导的东西要有这个责任，即对诗歌本体问题要有大概的指导思想，从主题内容和形式格式上。同时，我们又实行民间的报刊百花齐放，大胆探索。现在的矛盾是要有主流导引，真善美的主题内容不能变，中华优秀传统不能变，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的、优秀的文化成果也不能变。两者结合起来做。所谓本源，本源并不是保守，并不是不变，它是在自身优秀的基础上吸收各种新的成果，来形成自身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张况：讲本源，讲本体，我认为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中国新诗一百年来还在建设之中，还在成形之中，还在不断的摸索过程之中，中国新诗的大厦还在建筑过程中，还没有打造成高楼大厦，还在打基地，练翅膀，还走在路上，还没有飞翔。

    丘树宏讲的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诗歌的本源、本体是什么，中国诗人要继承什么样的文化基因？这个很重要，刚才我也强调了。我们有血缘，都有汉文化的胎迹，都有儒家文化的烙印。当今社会无论意识形态的变异，对于诗人的内心或者对于价值结构有没有破坏？我认为这是必然的。在最发达的美国，它的历史也不过两百多年，跟中国历史无法相比，但是为什么它那么先进呢？它就是吸收人家最先进的东西，把最有生命里的东西展现出来，强调英雄主义，每个人极度发挥，你就成为佼佼者，成为英雄，这是精英文化的配置。

    中国诗人尤其是中国作家，我认为十分缺少文本自信和民族自信，失却了这些自信是非常要命的东西。我们的许多作品，大多在揭祖先的伤疤，揭社会的短和丑，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有意迎合西方的价值观。中国的社会发展方向，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发展方向，我觉得越来越走向让人羡慕的良好发展阶段，这个是由中国的文化基因所决定的。我们精神文化不仅仅是两条腿走路，是多条腿走路。

    我们还要注意诗歌写作的非诗化现象，还有一个是口语化、完全的口水化。如果说自己随口说的话就是诗歌的话，那我们还要诗歌文本干嘛？我不是反对口语入诗，但我认为将无厘头的东西当做诗歌，这是很要命的。我们不是说要多么的强调正统、自由度，这与口语化毫无关系。当前诗人们的文本里的非诗化现象散文化现象非常严重，受西方影响太严重。以至于不少诗人所写的诗歌变成四不像，没有人读得懂，但他们自认为这就是最好的东西。我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化的极大的玷污与伤害。

    方块汉字有非常独特的魅力，中国诗歌到唐宋时有一个非常完整和严格的规范，那个规范是一种美，当然也限制了表达的自由度。这适度范围里的自由度，正是新诗所欠缺的，所要必需要补上的一课。

    张况：事实上，我们的诗人不争气，目前很少有人能把祖国和民族最美最优秀的文化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所以才造成今天非诗化、散文化、口语化、口水化、妖魔化滥觞的严重现象。

    丘树宏：现在到了我们要对诗歌本体有所作为的时候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前以经济工作为中心，首先解决温饱问题，这是对的。但在文化、传统这一块没有跟上，因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仅仅是物质强，那不是真正的强，文化才是最高的竞争力，文化上不来，根本没有地位，发展也难以为继。刚才肖红也讲到，中央在抓文化强国建设，去年习总书记在一个场合批评有一些地方中小学课本把中华诗歌剔除掉了，后来又开了文艺座谈会，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信号。我们现在要好好思考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哪里，怎么样传承，同时吸收外面的文化进来，形成崭新的文化。

    就诗歌来说，虽然乱象丛生，但我们还是要有自信，要把我们传统的东西发掘出来，弘扬出来，像唐诗宋词、诗经，这些都非常好，应该从娃娃抓起，像李白的一些诗歌幼儿园小孩都能读懂，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解慢慢深刻，但开初都能读懂。诗歌如果拿出来交流，首先要让人读得懂。

    肖红：文化管理部门有一个责任，对诗歌作者和作家要有引领的作用，这也有提高素质的问题。如果诗人写的诗像口水一样，甚至很龌龊，那是对诗歌的侮辱。

    张况：我认为中国新诗一定程度上要实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适当节育，不要让那些不是缺鼻子缺眼睛就是缺胳膊瘸腿的畸形诗歌产品无节制的“超生”。

    肖红：诗歌遍地的年代也是虚浮、不纯粹的时代。

    张况：让诗歌回到诗歌本源确实很重要，诗歌是真善美的代名词和最高形式，是健康健全的东西，诗歌不能身体残疾，更不能脑残，不然就没有生命力了。

    丘树宏：真正意义上的诗歌要求很高，这可以说属于纯诗歌，同时诗歌也可以给社会利用，大众化，包括健康的调侃式、幽默式，健康的口语化，大家可以用诗的语言来交流，但前提是不能低俗化、完全口水化。  

关于当代诗歌回到诗歌本源的问题，我们的诗歌机构、文学机构和管理机构应该有所为，我们的报刊，我们的教育系统应该有所为，我们的诗人应该有所作为，各方面都要有所担当。我在文学报发表的那篇文章，说到国家某一著名的诗刊，全国的诗人包括年轻人都曾经是将它当做神来膜拜的，以前能读到这个刊物是很幸福的事情，她是一个标杆。但是我发现这十几二十年来这个诗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也不是标杆了。我每期都看，但却读的很少、甚至于不读了，只是粗粗的浏览，因为我发现十多二十年来，除了古体诗外，它每期的诗歌竟然几乎没有一首是押韵或者基本押韵的，这很不正常。我不排除里面有优秀的诗歌，但是它忘了自己的角色和职责，忘了是中国标杆性的诗歌刊物，忘了是有导引担当责任的。现在包括各省的刊物，甚至党报都是这样，这样长期下去很危险因为这些报刊是用老百姓、纳税人的钱办的，我们要对社会有导引作用、标杆作用，要负责任。因此，我呼吁从中国作家协会开始到省作家协会，包括负责文化文学管理的党政机构应该好好思考文学的走向、诗歌的走向，应该起一种导引作用。这种导引作用并不是约束，不是绳索，是健康性、引导性的东西，各级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应该有担当的责任感才行。

    第二，我们的党报和各个刊物都应该有这种引导，在不违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放多元的情况下，要体现一种主流引导，就好像衣服一样，时尚展览、T台走秀各种衣服都可以有，但是主流是该挡住哪里就要挡住哪里，不然的话成什么样子？还是要有主流的追求、主流的导引、主流的标准，是真善美的、正能量的。

    第三，教育部门至关重要。现在中国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整个体育系统的体制改革从这里突破，我觉得抓对了。因为足球到了今天已经影响国家形象和国民信心，影响一个国家民族的荣辱，再这样下去就会影响民族自尊心。诗歌同样如此，如果诗歌乱象走到今天足球的地步，将很悲催，到时候要回来就很难了。在我们教育部门就要从娃娃开始抓，我觉得传统的诗歌教育就应该从小学开始进入教材，要通过培育老师来引导学生。同时，诗歌的本源是什么，应该展开讨论，我建议在全国诗坛开展大讨论，中国诗歌的走向是哪里，是什么？应该完全放开讨论。我建议我们广东诗歌节要出来呼吁，能不能通过我们这个沙龙，通过媒体来呼吁，我们还可以草拟一个报告，报给省作协党组，报给中国作协的党组。

    我们今天谈论了这么长时间，觉得应该有所贡献，需要发动方方面面的努力。

    肖红：诗歌引领精神生活，诗人们应为社会提供正能量。为什么？从“五四”以来诗歌就是引领社会，起到很多作用，特别是田间的诗，起到了呼唤的作用。包括《国际歌》，它也是一首诗，当时起到了唤起全世界无产者的作用。包括我们过去在中越边境，苦不堪言的时候，当时有战地诗，“亏了我一个，幸福一群人”，让我们心里非常舒坦。我们诗人有责任为社会提供正能量，而不仅仅是那些靡靡之音、甚至是龌龊的东西。

    张况：诗歌要真正从骨子里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让新诗回到心灵，抵近神性的高度，这样才能拯救中国文学。

    一个写作者如果能量不足，文化背景不够，骨子里欠缺深厚的精神凭借和依托，自然也就失去了应有的自信。所以，新诗要回归心灵，建立自信，从文学角度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审美标准。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以后，自然就会创作出有积极意义有心灵启迪有拯救品格的好作品，这样，中国文学才能不断的为社会为百姓输送更多的正能量。我始终认为，中国新诗前途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有强大的中华文化作为最重要的背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迄今为止只有中国汉字编织的中华文明没有断过，从文化意义上讲，中国永远不会亡国，中国文化永远不会走向衰落，我对中国文学、中国诗歌充满信心。

    丘树宏：中国文化随着国家的强大现在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已与以往不同，中华文化曾经非常辉煌，当时在欧洲的影响非常厉害，我们要回到这个盛世时代。为什么我们长期以来文化影响力不大？最主要是国力走向薄弱，国家地位下降，国家地位下降文化传播力、影响力都不行。我们的文化很优秀，非常好，随着时间推移，中华文化影响力将越来越大，包括诗歌。问题是我们自己怎么样继承我们的传统，以及吸收国外诗歌的先进文明，来改善自己。

    我们三个人一路坚持传统，我们三个人在此都选择同道之人共同呼吁，让中国新诗回归诗歌本源。当然我们三个人的力量也有限，首先要坚持，通过我们三个人来影响更多的诗人，争取影响省作协，也影响全国诗坛。广东是诗歌大省，但还不是诗歌强省，有很多因素，我们的理论影响力不够大，诗歌自身的影响力也不够大，建议我们省要立志诗歌创作影响力、诗歌理论的影响力、诗歌推进的影响力方面都走在全国前面。能不能在广东发起关于当代新诗怎么样回到诗歌本源的大讨论？如果在广东发起讨论，则对广东诗坛有贡献，对中国诗坛有贡献，对中国文化也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