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新诗也有二十多年了，并且一直在写，但近几年来，我越写越在反问自己的：我写的是诗歌吗？怎样的诗才是好诗？因为我面对的当下诗歌现象，不得不对自己写的诗产生怀疑。因为我写的诗是属 “传统类的”，当下许多诗人认为“传统类”的诗是“非诗”。在“众口烁金”面前，我不得不常常对自己的诗歌写作产生疑问。

　  看到丘树宏的《醒来吧，中国新诗！》，一气读完，马上又想起他在元旦前发给我的那首“手机创作诗”《强烈呼吁：拯救中国诗歌》。内心顿时很生感慨，也很感动。

　  记得有一次和几个非“传统”诗人一起吃饭喝酒，他们都被认为是在广东，甚至在全国都是能写出好诗的人。几杯酒下肚，我以请教的态度，特地引起了诗歌话题（现在许多诗人聚会、活动都不谈诗），他们说到什么技巧、跳跃，说到什么表达，大概要以模糊为好，甚至让人不能一眼看懂才是当下和今后的新诗潮流方向。我听了很难理解。但我认真地问了一句，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竟没有一个人能正面回答我。

　  而我借着酒兴，十分明确而肯定地表明自己的看法：好诗必须是容易记住的诗，要容易记住就必须要押韵、对仗等传统手法，要用比喻、拟人、典故、意向等传统因素；好诗必须是让多数普通人明白理解的诗（而不是只有诗人或诗评家才明其理会其意），要让多数人理解明白，就必须要语言简洁，平中见情，淡中见意；好诗必须是诗与歌的结合，能说能唱，才能流传下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甚至流芳百世。这也正如丘树宏在文中所举的贺敬之说的新诗标准接近，在此我又深感欣慰。我还举了余光中的诗，戴望舒的诗，毛泽东的诗词等。他们承认那是经典，但现在不可能再有了，现在是诗歌的“战国时代”，传统是反潮流的，甚至对我说不要坚守传统了，经典已不会再现……，我听了后，真感到无语。虽然那也只是一家之言，但颇有当下诗歌（或诗人）仇视传统、高深莫测、顾影自怜的代表性。我内心不由得感叹一声：呜呼。

　  我们应当继承传统，尊重传统，这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源远流长的根本所在。我们不能也绝不会因循守旧，因步自封，因为具有二千多年的中国诗歌发展史，从来都是一条奔流不息、容纳百川、永往直前、创新进取的滔滔大河，从诗经、楚辞到汉乐府，从唐诗、宋词到元曲，到五四以来的新诗，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变了多少，却从没离开过押韵、对仗、反复、修辞、典故等中国的元素和特色，从来都没丢了传统，没忘了根本。

　  我也一直很赞同，并且主张诗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也很敬佩那些勇于尝试、大胆创作的诗人。我更赞同丘树宏说的，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还得有基本的原则，要有本国的元素和特色，这是诗歌更重要的生命所在。一些重要的媒体和刊物，以及在当下中国诗坛有影响力的诗人们，应该担当起引领中国新诗向正确的健康的方向发展。

　  近几年，在丘树宏的倡导和引领下，中国诗歌万里行即将第九次走进中山了，中山这个南方美丽的城市有幸先后迎来了晓雪、叶延滨、汪国真、王明韵、朱先树、李小雨、梁平、雷舒雁、祁人、张况等一大批当下中国诗歌的翘楚人物。他们虽然风格各异，但赞美中山、歌唱生活、贴近百姓，抒写真善美，写“大我”而真情流露，写“小我”却不矫情造作，能让读者深入到一种情境或哲理中去，写出了一批语言简洁，表达流畅，而又富有诗味和意境的作品。他们表达的是一种风格，一种方向，而不是技巧，不是做作，为当下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阳刚和主旋律的风气，中山也因此兴起了一股“中山诗群”的旋风。

　  近年来丘树宏创作的《共和国之恋》、《孙中山》、《海上丝路》等长篇诗歌，无论从主题或风格、形式或内容来说，都是写“大我”的扛鼎之作，我认为这是能代表中国新诗创作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