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行天下
发布时间：
2012年11月04日 来源：
中山日报
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里，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观瞻五位中国近代商业先驱雕像。明剑摄
先施公司店面年庆。
买办与洋人的工作餐会。
1947年6月3日，中山县石岐镇商会正式成立，并举行首届理事、监事宣誓就职典礼。
得风气之先的香山人率先进行社会角色转换，迈开了走向世界的脚步，拉近了接触世界的距离，扩大了认同世界文明的层面，开启了迎汇世界潮流的近代思维——首席记者苏小红
被学者誉之为 “中国近代史策源地”的香山，直接受到从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而来的太平洋潮波的影响，江河水和海洋水在此相遇，彼此融会，互相推顶，或进或退，时咸时淡……
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很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近代一体化进程。随之而来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摧拉着东方枝蔓纠结的宗法血亲制度，瓦解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农业文化思维框架，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历史性的大转型。
得风气之先，敢为天下先的香山人率先进行社会角色转换，迈开了走向世界的脚步，拉近了接触世界的距离，扩大了认同世界文明的层面，开启了迎汇世界潮流的近代思维。而应时而起的香山商业以及觉醒的香山商人，则成为古老中国进入近代历史的新生力量，为近代中国由宗法制度的农业社会向民主制度的商业社会转型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一】
孙文西路文化旅游步行街152号，沐浴着秋日暖阳的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古朴典雅。这座中西风格兼容的三层建筑物，原为二十世纪早期的香山县商会旧址，改造后于2006年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我国首家商业文化专题博物馆。
正对大门的五尊雕像，均为近代香山籍商业先驱，他们分别是——
郑观应：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与维新思想家，第一个系统论述“商战”思想；
唐廷枢：中国工商业先驱之一，开创了中国实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唐胥铁路等多项第一；
徐润：多元经营的中国商界精英之一，享有“茶王”、“地产大王”之称；
马应彪、郭乐：中国近代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中先施和永安的创始人……
来来往往的游客，大多只热衷于与这些雕像合影留念，读到言简意赅的陈列介绍，他们也偶尔与同伴交耳惊叹“厉害”，可毕竟很少人会关注，这些铁水浇铸的铜像，生前那磅礴的思想与伟大的实践。
迎候着游客观瞻和惊叹的雕像，就这样站成了永远，而他们定格的目光，穿过大门，望向马路对面的大庙下牌坊……
也许只有熟知香山商贸演变的“老工商”李国瑞，才能读懂这些商业先驱深邃的“目光”吧！因为他们视线所及之处，曾是香山商贾云集、市道畅旺之地。
据传，这片地方明代已有“金玉楼”纸料铺和专营布疋、陶瓷、海味杂货、中药、灯饰百货等“十八间”规模较大的商号，从事大宗外采和批零活动。“十八间”西侧就是“天妃庙”，因其规模宏敞被称为“石岐大庙”。庙南阳地，俗名大庙下，再南是长乐街和大笪地，都曾是热闹街市。李国瑞记得，小时候大庙下两旁有许多酒楼茶肆、客栈，路边摆了不少有布篷的摊档，出售元宝香烛迷信品，妇孺用的小百货和生果等。长乐街是糕饼坊、豆腐坊集中地。大笪地更是摊档林立，摆卖各种日用品、小农具、小食档、甚至江湖卖艺卖药、医卜星相，商家高声呼喊，熙熙攘攘。大庙西侧则是大街市（现仁里口），再西转南是咸鱼、鲜鱼栏街；转北是果栏街；及至长堤，已有多个码头，也是猪栏、谷栏、货栈的集中地点……
倘若你沿着孙文西路，按照鱼骨图的路径走上一遭，你会发现，李国瑞的儿时记忆，如今在现实中仅存蛛丝马迹了。当你伫足孙文西与太平路交界处，抬头东望，你会赫然发现，209 米高的中山利和广场“双子塔”，今天已经成为古老的孙文西路的时尚背景，标刻着中山现代商业的辉煌。郑观应、唐廷枢、徐润、马应彪等工商业先驱的思想，早已融入到现代中山人的创业、创富实践中了。
【二 】
说来奇怪，商业在古代传统社会一直被视为“末业”而备受抑制，处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地位极其低下。但香山人却向来就有经商的传统，宋代立县以来的石岐，一直是各种商品的聚散地，民生经济非常活跃。
大戏剧家汤显祖的文学作品，曾经描写过香山商业的繁华景象。万历十九年，汤显祖因写了一篇《辅臣科臣疏》惹来官贬徐闻任典史之祸，他经赣州过南岭梅关入广州，再乘船按海上丝绸之路赴任，经伶仃洋时，他被香山嶴海上的景观吸引住了，于是写下《香嶴逢贾胡》一诗——
不住田园不树桑， 珴珂衣锦下云樯。
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
香嶴是香山嶴三省，汤显祖惊诧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外国商人衣冠华丽地走下帆船。驶上“明珠海（锡兰）”、“白玉河（于阗）”做珠宝石的贸易。香山嶴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在写《牡丹亭》时仍梦回笺上。他在第二十一出的《偈遇》中把当时从事珠宝生意的澳门“真珠窟”描写得眼花缭乱，摄人心魄，“这是星汉神砂，这是煮海金丹和铁树花。少什么猫眼精光射，母碌通明差。这是靺鞨柳金牙，这是温凉玉斝，这是吸月的蟾蜍，和阳燧、冰盘化。我广南有明月珠、珊瑚树。径寸明珠等让他，便是几尺珊瑚碎了他。”
市文化局局长郑集思从这些诗词中读出了香山重商的玄机，他认为，正是由于香山独特的地理位置，微妙的历史际遇，让商机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伶仃洋这片水域上。事实上，世界经济一体化从哥伦布、麦哲伦的船队拔锚这一刻开始起航了，开航了没几天，便以商品为兵单刀直入径取中国朝廷闭关锁国的大穴。正是这样形势，阴差阳错地使得这里的人们对国际贸易出现了有悖于朝廷政策主旨取向的认识。日长月久，香山人对商机有了一种猎人般的敏锐而独到的理解。在重农抑商的传统里，他们以全球性的思考，缝补着国家振兴所必需的缺失，较之晋商、徽商，更具有水文化灵动，外向随遇而安的特征。
缘何香山商业给一点阳光就灿烂？这与香山是个移民社会密切相关。移民的主要心理特征是冒险和好奇，其移民动机除了“求生存”的被动因素外，更关键的因素是“求发展”。香山移民已经抛弃了安土重迁的传统，加上突破封闭的乡土观念后，他们更加善于比照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优劣，他们更加容易接受先进文明的洗礼,他们在社会转型中更加乐于进行社会角色的转换。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杰将香山商业的崛起归结为“得风气之先”。自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东入澳门（属香山管辖）贸易以来，逐渐把一个滨海的小渔村发展成著名商埠，香山自然得享近水楼台之先机，以澳门为窗口，睁眼看世界，与西方文明接触，直接和间接感知海外新奇的世界、异样的文明。至鸦片战争前夜，香山经已与欧风美雨共度了近三百个春秋。在外来的器物格致、制度风俗、思维取向与本土原生的思想文化长期的碰撞、互动与融和中，香山人通过对中西文明的比鉴，逐渐摩擦出理性的困惑。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铁蹄夹着殖民主义的火与血，开始蹂躏香山大地，“红毛人”一下子撕下文明的面具，以另一种面孔——强盗的狰狞面孔，强行侵占澳门主权，残酷地逼迫着香山人在反抗外来侵略的同时，不得不去正视现实——船坚炮利的反差，落后挨打的屈辱，认清西方文明的“两面性”，从而在新的层面上作深刻的比鉴与反思。
默默审视社会的变迁，受西方 “文明”浸淫日久的香山，确实认同了不少“新”与“奇”，如报纸、教会、慈善事业和西医，还有在这片田园牧歌土地上衍生出的诸如买办、教会学生、华侨（由出洋谋生的华工而形成）等一大批“边缘人”。事实上，这些“边缘人”，正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转向近现代社会时出现的新的社会角色。
【三 】
在这些新的社会角色中，最不受待见的可能要算“买办”了。
买办，是鸦片战争前后香山闻名全国的“特产”。缘于得风气之先，澳门对外通商占有特殊地利，“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很多人掌握了洋泾浜这一新玩意儿，“欲先着人鞭……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成为香山人趋新致富的企望。伴着与西方商人做买卖的历练，不少人积累了商贾交道的经验，待至上海等口岸对外开放，他们“一夜之间”成为新通商口岸的“抢手货”，得心应手地成为了买办商人。有据可考的，1830-1900年，上海、香港、广州、天津、汉口、九江各商埠私家英国洋行的买办中，十之有九是广东人，而香山籍人士的表现尤为抢眼。如唐家湾人唐廷枢，一家三代都业职买办，唐氏先是在香港一家拍卖行任低级助手，后至上海做翻译，旋寻机变成资本家，一生参与创办的新式企业多达40余家，其中属国内首创的就有6家。北岭乡人徐润亦以买办入世，先后与人合股，开设店号为各洋行招揽丝、茶、棉花等生意，逐渐发展起来，他是近代中国印刷出版业和保险业的鼻祖，又是开平矿务局、轮船招商局等新式企业的创办人之一。还有会同乡人莫仕扬，作为英商太古洋行香港总行的第一任买办，为太古洋行黑烟通轮船公司的发展呕心沥血，立下汗马功劳。在他身后，子莫藻泉、孙莫干生先后继任买办，三代人在太古洋行任职几十年，还荐引家族1000多人，分任各分行经理，以致外界曾戏称太古洋行为 “莫氏家祠”。“买办”出香山，可见一斑。
然而香山买办，却曾经是被误读的一个群体而饱受争议。保守而又封闭的社会不能理解他们，江浙等地迁移到上海的绅商们不能接纳他们，就是他们的广东同乡也难以认同他们，甚至有不少广东人试图与他们划清界限、保持一定的距离。一些胸怀大志、心系民生的香山买办，在实现身份转换和职业变动的过程中，没想到自己竟然成了众矢之的，被人误解，受人蔑视，遭人排挤。
对香山买办的误解和不满，在1873年的“杨月楼案”发生后，直接演变为群体的围攻和人格的否定。尤其是香山买办的广东同乡，竟然在报纸上公开诋毁他们，令人心寒。
1874年1月4日，《申报》发表了《广东同人公馆书》，矛头直指“香山人”和“香山买办”：
盖粤人所称为糠摆渡 （俗名买办细崽）、广东佬、咸水妹者，均系香山一县男女也。生无耻之乡，习不堪之业，在粤人已不齿之于人类，而香山男女方以此为生财之道、致富之端，扬扬得气，以为光荣……然粤省无此种人之州县，亦甚多，并非粤人尽属无耻之不堪之辈也。……
同年19日，有人在《申报》上发表文章，矛头再次指向香山买办，攻击更加猛烈：
香山既多寡廉鲜耻之人，而城中亦不乏贤士大夫之辈，乡间何与焉。即以一县而论，而于该属管辖之澳门一带乡间尤甚，僻壤穷乡门圭所生之地，且强且悍，所习之业至贱至微，彼买办细崽辈，大都澳门乡人十居其九，即此洋奴一端，岂非明证欤。设或偶有财势，圆其顶而方其靴，栩栩然自鸣得意，早忘却本来之面目矣。何则？盖捐纳之职衔，皆以茶票换□，迨一经上兑之后，每自命为有官无印之人，虚张声势，遇事招摇，则恐吓乡愚之心由此而起矣，伤风败俗至于此极！
分析这些抨击香山买办的言辞，市文联主席胡波认为，主要是作为香山买办的竞争对手的江浙绅商，不甘心于自己在洋务运动中的失势。因此，他们不失时机地利用“杨月楼案”来挫败香山买办的锐气，从而达到自我提升的目的。而政府方面的支持者，也希望借助江浙绅商和反对派的力量，通过“杨月楼案”的审理，达到控制香山买办和现代企业的双重目的。看不惯香山买办的处事作风和生活方式的世俗社会，也抓住这一机会借题发挥，抨击香山买办的离经叛道，寡廉鲜耻，从而达到维护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生活秩序的目的。过分看重个体利益和脸面的广东同乡，在文化心理上本来就有潮、广、客三大民系的畛域之分，彼此之间也很少声气想通、合成一体。因此，当外界攻击香山买办，进而诋毁“粤人”品性时，香山买办的广东同乡，不是同仇敌忾，而是分道扬镳。他们这种不约而同地将香山买办排除在“粤人”之外的做法，其动机不外乎是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事实上，外界对香山买办的误读，正是社会转型期文化失调的表征。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社会问题起于文化失调。即新的文化特质引入之后，不能配合于原有的模式中，于是发生失调现象，必须进行文化的重行调适，这个历程，就是社会变迁。如果从一种文化形态骤然投入到另一种文化形态，人马上会感到不自在、不舒适，甚至予以排斥，不到顺化或被同化，这种感觉始终消失不了，正是因为有旧的范式在作梗。那个时候，中国正从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文化形态从农业文化向商业文化过渡，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角色加倍裂变，还一下子适应不了这样的调适，于是激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凸显，而世人难免对率先转型的一些“边缘人”龃龉不断。
列宁曾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香山买办自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但他们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和转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应予以充分的肯定，而非片面的理解和简单的否定，这在当下已经赢得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同样，彰古察今，在当前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社会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我们更应当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中寻找到真正的解决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