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民营资本从草莽崛起，几乎没有任何资源扶持，成长受到多重局限，并每每在宏观调控时刻成为整顿和限制的对象。正如詹姆斯·金奇在《中国震撼世界》中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中国改革就是一个被自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推动的过程，只不过以从上而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呈现。”这一特征带来了一个贯穿30年的景象，发生于民间的资本力量总是承担着改革的政策风险。
　　这一现象正在发生着变化，参加2008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的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忠禹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各级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正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换职能，强化服务，进一步消除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体制性障碍。
　　

30年实现三个重大改变

　　记者：中国经济社会论坛2008年会议选定“改革开放与中国非公有制经济”为本次会议主题，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王忠禹：这是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今年初确定的工作之一，是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一次重要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史。
　　记者：您如何看待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这段历史？
　　王忠禹：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我们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不断完善，实现了三个重大转变。一是由最初作为公有制经济“有益、必要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转变。二是由市场经济的“配角”，到平等享受国民待遇的市场“主体”的转变。三是由允许“适当发展”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转变，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2005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大家都熟知的“非公经济36条”。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全面、最系统的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党的十七大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并明确提出“两个平等”，即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确定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等新举措。可以说，改革开放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民生经济形态有利于国富民富

　　记者：我们能够感受到国家在改善经济结构方面正在构建基于机会平等的市场公平体制，这有利于形成一种国富民富的民生经济形态。以中山为例，在今年面临相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上半年实现生产总值686.3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非公有制经济占经济总量90%以上，民营工业企业增长达22.5%，拉动经济增加值1/3的增长，非公有制经济对稳定经济大局功不可没。
　　王忠禹：的确如此。这正说明中小企业还是很有发展潜力，是有能力应对经济波动的。社会各界要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宽松的创业环境。要引导社会舆论正确看待私有财产，正确认识有产者，只要是合法经营所得的私有财产都应该得到法律保护。社会各界，特别是专家学者要继续关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加强研究，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支持。


促进非公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记者：很多时候，非公有制经济既是计划体制的突破者，又是现行制度的违规者。其渐进的路径和速度至今仍然充满多变性，这是否体现了一种体制消耗？
　　王忠禹：不容否认，行业准入受限、非公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不畅、税费负担不公平等，是大家感受比较多的外部限制性因素。所以，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要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换职能，强化服务，进一步消除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体制性障碍。要切实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进一步打破行政垄断及基于行政的经济垄断，推进行业准入政策与管理的公开化、公平化、程序化、规范化，确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公平竞争。同时，还要抓紧制定有关财政金融、社会服务、权益保护和政府监管等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发展要制定特殊的融资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制度创新，促进中小企业又好又快发展。这些现在都有了实际的行动了。
　　记者：另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为什么在这场伟大的商业崛起运动中，我们始终没有诞生一家伟大的世界级公司？
　　王忠禹：目前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但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也面对自身素质先天不足的制约。从非公经济企业个体来说，许多企业经济实力仍然稚弱，管理粗放，创新能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弱。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向非公有制经济企业提出了优化经济结构，节能减排，诚实守信，切实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的更高要求。这需要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新的经济结构和新的管理体制，否则适应不了现在的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