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当前的位置: 首页> 政协动态 > 正文

一张老照片续写中美跨国友情

经市政协牵线,《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后代与《西行漫记》封面图片人物谢立全后代首次见面
发布时间: 2015年09月09日   来源: 中山日报   作者:文图/本报记者 朱晖 老照片由谢小朋先生提供  

经丘树宏牵线,斯诺后人谢里尔·比绍(右)及谢立全儿子谢小朋(左)首次见面。


《西行漫记》封面。


谢立全将军。


谢立全(左一)和三名战友的合影。


  “我一直很喜欢这张照片,今天能见到照片人物的后人,感到意外与惊喜。”“非常荣幸与您相见,我们要以斯诺先生为榜样,促进中美和平。”
  9月4日中午12时,北京民族饭店,在10多家央媒、省媒和地方媒体的摄像机下,两名老人将对方的手紧紧握住。
  这次见面握手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因为这两位老人中,一位是名著《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后代(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的侄女)谢里尔·比绍(Sheril Bischoff),另一位是斯诺自己拍摄的《西行漫记》封面图片人物,红军“小号手”谢立全的儿子谢小朋。斯诺在为谢立全拍摄照片后再也没有机会相遇,他们后人的首次握手,代表着一段中美79 年友谊的历史传承。
  为这次相逢牵桥搭线的是中山市政协主席丘树宏。为何是中山来做这次的“纽带”?斯诺、谢立全和中山有什么渊源?记者展开调查揭开了一段历史的面纱。【他们与中山的渊源】
●斯诺曾到访中山与唐绍仪商讨中国形势
  “在斯诺先生没有这本书,没有拍摄谢立全将军的照片之前,他与中山的缘分就已经开始。”在9月4日的见面会上,丘树宏讲述了一段罕为人知的历史。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记者。他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三次来华访问,并与毛泽东主席见面。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遵照其遗愿,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国,地点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而在斯诺到达陕甘宁边区前,他曾经来到当时的中山县拜访唐绍仪,咨询他对中国政局的意见和建议。“唐绍仪曾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斯诺来拜访时他是中山县训政委员会主任,这一段历史并没有史料记载,但一直有民间传说。”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办公室主任郭昉凌告诉记者。
●谢立全开辟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
  “我父亲生前常说,在广东打游击是他一生中最自豪的事情,而他晚年也一直在广东养病。”由于特殊原因,在建国后被授予少将军衔的谢立全生前并没有和子女过多谈论当年的戎马生涯,但他经常和子女念叨广东抗日游击的日子,特别是和子女讲述在中山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地时发生的一些感人故事。
  “他最常说的事就是他在中山打游击时,有一段时间眼睛‘坏了’,当地百姓提供了两个土方,一个是大公鸡血,一个是年轻母亲的初乳,后来我父亲的眼睛真就这么治好了。”谢小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
  对于谢立全与中山的故事,郭昉凌了解更多。她说,谢立全曾领导中山抗日武装斗争,开辟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7日,在郭昉凌办公室,记者详细了解了谢立全在中山抗日游击的始末。
  1938年,广东全面沦陷,党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开展敌后抗日游击。当时,广东已经建立了许多抗日武装,但无人真正打过仗,没有经验,便向党中央要求派人来指导游击战争。
  谢立全就是党中央派来广东的其中一名干部。“来之前,刘少奇还代表党中央与谢立全谈话。”郭昉凌说,当时,谢立全的党内职务是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委员,负责中山一带的游击斗争。
  “在谢立全来中山之前,中山的武装力量已经很强大了,当时中山在石岐、沙溪、五桂山一带有一个大队、6个中队。”郭昉凌说,1941年开春,谢立全来到五桂山考察,发现五桂山虽然没有深山密林,但有群众基础和一定的武装,是中山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最佳选择。
  1941年9月,经过谢立全再三努力,南番中顺中心县委终于决定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并于1941年将部队拉到黄圃石军村。12月,军事会议召开,派木艇从石军村运部队到合水口攻打崖口。在打散一个日伪军中队后,谢立全派欧初等人带部队进入五桂山石门村,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地。1942年5月,中山抗日游击大队成立,标志着五桂山抗日根据地成立。
  “当时我们都不会打仗,谢立全来了之后才教会我们打仗。”中山籍抗战老战士、原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支队长欧初曾如此说过。郭昉凌也讲述了谢立全领导的一次著名战役:1943年秋天,由于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发展迅猛,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移来五桂山。1944年春节前,日军派出日伪军8000余人,分成十路扫荡五桂山。而当时五桂山上面的武装力量就1000多人,日军决定用1个月就消灭根据地。这场战役由谢立全担任指挥,他决定在战术上攻其一路,其他路线则用麻雀战拖住敌人。年初七,日军进山,在五桂山牛扒石(现逍遥谷附近),谢立全率部队第一次打退敌人,后来又组织民兵和游击队三人一组,半小时点燃一次汽油罐,惊吓敌人,并趁日军倾巢出动时攻打敌人总部。由于战术得当,本打算一个月扫荡五桂山的日军在5天后就全线撤退。
  “这只是谢立全在中山指挥的众多战斗中的一场,当时他在中山有个外号叫‘胡须陈’,日伪军听到这个名字就闻风丧胆。”郭昉凌说。
【他们之间的渊源】
●响彻世界的红军“小号手”
  提起埃德加·斯诺的 《西行漫记》,人们总会想到封面图片那英姿飒爽的红军吹号手,他代表了当时世界对红军的认知。
  时间回溯到1936年的宁夏同心县预旺堡,斯诺和谢立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的地点。
  1936年6月,斯诺带着隐形墨水写的介绍信、两架相机、24个胶卷和笔记本,踏上了中国西北的土地。在3个多月的采访中,斯诺用他的笔和镜头记录了中共红军队伍。在采访期间,斯诺一直想找一个能代表红军形象的号手。
  当年8月,谢立全进入了斯诺的视野。那是一次大捷,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党总支书记的谢立全率领两个连,夺回了大量军需物资,营救出被俘的多名红军战士,还缴获了400多匹马和部分武器弹药。立下战功的谢立全,得到了一套合身的新军装和一头驴子作为奖励。
  穿上挺拔军装,头戴八角帽、腰胯手枪的谢立全一下子就吸引了斯诺的目光。他连忙叫来谢立全,在豫旺堡的城墙上,拍下了那副名为“抗战之声”的照片。
  1937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正式出版,很快中译本《西行漫记》流传,谢立全的照片也开始出现在封面上,红军号手形象传遍全世界。
  后来,谢立全也多次回忆起这个“作为洋人却没有洋架子,和红军打成一片”的中国友人,并在生前亲笔信中写道:“斯诺看我健壮、衣冠比较整齐……把我拉去照相的。”
  “这张照片记载的不仅是父亲的形象,也并非个人荣耀,而是红军战士的象征,斯诺先生是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抗战决心的第一人。”谢小朋说。
●深藏秘密20余年
  在当时,谢立全并不知道这张照片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没有看到斯诺的书,在生死未卜的戎马生涯中,也不可能再去关心照片的下落。”谢小朋告诉记者。
  直到1972年,斯诺去世,《人民画报》第5期大篇幅登载了斯诺生平,以及他1936年在延安拍的部分照片,其中,以谢立全为主角的“抗战之声”也被刊登出来。这时,谢立全才知道自己成了《西行漫记》的封面人物。
  “但当时父亲没有告诉我们,他在我母亲的信中说,这个相片登载是历史的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总之,人怕出名,猪怕肥,如果不虚心谨慎、戒骄戒躁,就要跌跤子的。”于是,谢家人一直将这个秘密深藏在心底。
  直到199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中央电视台到江西拍摄纪念长征专题片,摄制组从谢立全的家乡兴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发现照片和谢立全写给妻子的家书,通过海军干部部向谢立全生前工作过的海军学院联系,和谢立全的子女进行接触,才将这个秘密公之于众。
  谢小朋认为,当年他父亲之所以隐瞒这个秘密,除了年代特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父亲后来和我说,当年他回老家动员青少年参加红军,170人参军,解放后就剩下2人,所以他一直没感觉自己是英雄,只是认为自己是幸存者,是战友给了他生命。”
【来自抗日英雄后人的请求】
●“帮父亲找一下三名老战友”
  “埃德加·斯诺在写《西行漫记》之前,曾到中山访问担任过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先生,咨询他对中国政局的意见和建议,这时他与中山的缘分已经开始。谢立全曾负责领导中山抗日武装斗争,对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两人与中山均有深厚的渊源,中山正好可以作为纽带延续他们的友谊。”
  9月4日,名为“响彻世界的军号”——埃德加·斯诺的后人与谢立全的后人见面活动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谢里尔·比绍和谢小朋一见面就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不住寒暄。见面会上,两人都对活动的组织者表达了由衷的感谢。谢里尔·比绍更是给这次见面作出了极高的评价:“斯诺作为中美友好的象征,这次见面也代表着中美友谊的延续。”
  而谢小朋在见面会上更是拜托媒体帮个忙。他拿出一张谢立全和三名战友的合影,说那三人可能是他父亲在广东的战友,希望媒体能够将照片公布,找到这三名战友的相关信息。“这三人是否仍健在?他们的后人在何方?我父亲生前一定很挂念他们,希望你们帮帮忙。”
  谢小朋回忆,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双十协定》,在谈判中,为了争取国内和平,共产党作出了必要的让步,将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部队撤至陇海路以北和苏北、皖北解放区,其中也包括活跃在广东地区的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等队伍。在北撤的筹备工作中,谢立全接到的任务是,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参与中美三人执行小组,保障东纵和其他游击纵队骨干安全登舰北撤。7月5日,北撤部队抵达山东烟台码头。
  “从时间上推断,照片很有可能是在1946年7月5日之后拍的,所以这三人极有可能是我父亲在广东的战友。”谢小朋说。
  如有认识这三名老战士及其后人的读者,可以与本报报料热线:88881111联系,希望你们能满足抗日老将军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