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北宋熙宁元年（1068），东莞香山寨拓建为香山县（中山市旧名），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赋粮于朝仍不足三万石，属下县。 　　明代的香山县着重农业经济，明嘉靖（1522——1566）《香山县志》载：“明初，洪武二十四年（1391）知县彦方劝植桑农令，民有不种桑麻棉者，罚之”（见卷二）。商贾的社会地位，尚未被承认。嘉靖《香山县志·风俗》和《香山县志·食货》分别记载：“邑民……性事农农圃，不务工商”。“食货出自民力，分为九等，而工商、游手之徒，不与焉”。但在《食货》篇编志已记述香山县手工业、渔牧业的发展，说：“前，蒙元重畜牧，不扶工农轻商事”。明“农人以殖百谷，灶人以办盐额，织人以成布帛，牧人以蕃孳畜，园人以毓草木（含蔗果菜），渔人以办鲜错（含水产品复制），猎人以储皮腊，八曰以售酒食，矿人以攻金石”。同时记述了商事活动，志曰：“邑商人适其事，于县城西，集商十八间（笔者注：即现孙文西路中段）。另有所前市，在（县衙侧）拱辰街南；南门市，在南拱桥；堑头市，在学宫前；东门墟，在县治东附廓沙岗墟，旧在迎恩街（现孙文西路东段），明弘治初（1488），迁于此，其（墟）期三六九（日），贩布为盛。洪武初，县置税务一使、副使，掌收商税、门摊、课钞，解府折俸（商税扣除税员薪金后缴给省）。”当时，邑境除了采矿、冶铸、造船、陶瓷、晒煮盐、捕养鱼蚝虾和从事禾田之外，还有种桑麻织绢帛，用稻米酿酒，用米粉制饼的“农工一体”生产者，以商品供应给批发或自营批零。 　　据传，明代香山县城西已有“金玉楼”纸料铺（即现石岐孙文西路太子城商场址）和专营布疋、陶瓷、海味杂货、中药、灯饰百货等“十八间”规模较大的商号。从事大宗外采和批零活动。是时，商贾云集，市道畅旺。“十八间”西侧的天妃庙，因其规模宏敞，被称为“石岐大庙”。庙南阳地，俗名大庙下，再南是长乐街和大笪地（现红旗电影院及一带）都是热闹市区。大庙下两旁有许多酒楼茶肆、客栈（现金城旅店附近），路边摆了不少有布蓬的摊档，出售元宝香烛迷信品、妇孺用的小百货和生果等。长乐街是糕饼坊、豆腐坊集中地。大笪地更是摊档林立，摆卖各种日用品、小农具、小食档、甚至江湖卖艺卖药、医卜星相，高声呼喊，熙熙攘攘。大庙侧则是大街市（现仁里口），再西转南是咸鱼、鲜鱼栏街；转北是果栏街；及至长堤，已有多个码头，也是猪栏、谷栏、货栈的集中地点。昔日的香由与现代的中山市区不同的是，城内不旺城外旺。其时，香山亦有许多名优特产，如：小榄菊花肉和荼薇酒、翠薇虾糕、宫花云葛（饼食），三沙龙牙尖（粘米）、六沙大葛。加上香山县属的澳门，在明嘉靖36年被葡萄牙窃踞后，洋货不停地输入，加速了香山商贸的发展。所以，香山的商品经济比内陆的省县发展较早。但据史志：元明终世，香山仍属下县。据《香山黄志》：崇祯年间，香山上缴朝廷的赋米实为二万五千八百一十石；反映了香山县的商贸，也仅是县城较旺，而不是全邑发达。 　　十七世纪中期,清初硕治年间(1644——1661)，军事边界内迁，连年兵燹，香山的商贸处于停滞分阶段，大体与明相仿。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放蕃舶禁令，洋货入口，江、浙、闽、粤经上海、宁波、厦门、广州四海关，废止了广州与澳门陆路贸易和陆路各界口征收贸易税，改经海关入口交税，又促进了香山商贸的发展。康熙五十二年，朝廷明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加之香山出洋的侨民陆续汇返侨资，直至乾隆(1736_1795)年间,香山的商贸,有长足发展,除上文所述的矿、冶、船、渔、盐、陶各业产销旺盛外，经济形式已出现了由“农工一体”的生产者向“工商一体”的工商业过渡。其时，英国正进行工业革命，而我国广东省香山县的部分手工业，也已形成待业性生产，产生了织布作坊、舂米作坊、豆腐磨坊、酿酒栈场、糕饼制作、畜力糖寮、土制砖窑、蚝壳灰窑、铁木农具、竹藤木家具工场、神香蜡烛、冥镪扎作、花梨雕刻（如神主牌和喜、丧牌匾的雕刻）等等。这些行业坊店，既生产又经营，他们将产品投放市场，相互竞争，促进了当时小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境北植桑养蚕自缫茧丝织绢帛，南部捕鱼兼加工，各“都”水稻丰收，县城工商业更加发展，出现了愈来愈多的纯购销店。金融钱庄、信贷典当和各种栏栈，饮食、旅店、租赁、运输等等服务性行业店铺，亦相应地大量开设。香山社会经济又有了新的发展，人丁繁衍，税入增加。据清道光《香山县志》“案档册”载：“嘉庆十九年知县马德滋查报通县居民429955人，惟其时，断不止此数。”“嘉庆二十四年，共税12537顷亩”。道光二十年（1849年）以后，帝国资本主义入侵我国，封建经济开始解体，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香山便跃为上县，驾于他邑之上。 　　“同治中兴”，香邑工商业以石岐（铁城）为总汇，此时城区由东城门（上河泊）至西城楼（西山脚），接连花王巷、三元庙贯通十分间，衔接上基、南基、长堤，店铺林立达二千余间。小榄、黄圃、大岗、大涌、南朗等墟镇亦十分繁荣。小榄茧市岁入白银百余万两。香洲已脱海成陆（于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奉准正式开埠）。其时县入海味杂货、砖瓦、柴炭、煤油、洋百货。县出盐、蚝、蚝油、蚝豉、虾蟹、虾羔、鱼、谷米、果菜、蚕丝、夏布，岁入达白银八百万两）见同治《香山县志续编》卷二）。商贸经济促进了农业生产，光绪年间（1875——1908）香山在册官民田达12537顷，税银28638两8钱，丁银2425两7钱（见《广东通志》2955页）。而且农产品亦十分丰富，为了促销农产品，县城开办了市集，按明代墟市在染布巷、猪糠厂、猫儿狗仔巷、猪仔街、蓑衣街、卖鸭街各小巷，“光绪十八年创设沙岗墟”（见宣统《香山县志》）原在县城东的（内巷）沙岗墟，曾迁十八乡（渡头），再迁城南设新墟（现今老人沿称麻洲街为新墟）。光绪十八年回迁（大街）沙岗墟。随着海域的变迁，这时金斗盐场和场前村的墟市已废弃，北宋有盐民三千的香洲，清末也弃盐就蚝，所产蚝油]、蚝豉远销南洋及檀香山。 　　十九世纪末叶，近代工业逐步传入我国。香山县开始有了行业公会，工商界有识之士要求效法欧美，创建商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时过两载，香山县商务局（商会）正式成立。商会豉励、支持工商界同仁发展经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我县南朗归侨严迪光，集资在县城石岐北郊创设“香山机制砖瓦厂”，1912年再集资举办起“迪光电力灯所”，从此，邑境有了现代工业。 　　辛亥革命后，束缚生产的封建制度开始有所改变。是时，欧洲列强开战（1914——1918年），无暇兼顾侵华，侨资汇入比以前增多。归侨、侨眷、富商及农村地主，因军阀混战而避居石岐者不少，使县城人口、资金、消费日益增加。港、澳、沪、穗商人，认为香山县毗邻港澳，交通畅顺，水运可直通广州、佛山、江门、肇庆，因而纷纷来石岐投资工商业，开办金融业务，其中外商设代理或子公司经营销售的商品就有：石油、洋布、卷烟、化妆品、水泥、五金、颜料、药品、洋酒、汽水、衣车、自行车、钟表、留声机等等。 　　1923年起，县城石岐开始拆掉城墙，商会出资筑马路，私人税投建码头。同时，归侨郑芷湘等人筹建了岐关（石岐至关闸）、岐环（石岐至大环）、岐叠（石岐至叠石）等公路，邑境陆路交通有了改善，水路交通亦有所发展。欧战结束（1918年）后，石岐至香港的轮船，已有“岐港轮拖恒利有限公司”的“恒昌”、“利盛”两艘大花尾渡，港岐每天对开一班。1923年9月，又有“国兴”公司的“永祯”，“永祥”两花尾渡加入竞争。省、港、澳商人来往香山日渐频繁，从而推动了中山县（1925年4月起易名）工商业的发展。 　　从清末民初至日寇入侵中山前夕，我邑商贸活动和经营方式，大概有如下几种： 　　一、自己制作，产销见面。这时，石岐有许多家庭式的手工业，例如木机手织麻布、酿酒、制饼、部分椿米（民国元年李德联创办米机）、磨豆腐、加工腌制副食品、制鞋等，都是自己制作产品，自设门市部出售，有大宗产品的则兼营批发。 　　有的商店表面经商，实质是工商兼备。例如纸料店铺，自己经营加工染晒色纸、刀切纸、木板印刷钉装账簿和元宝（迷信品）。至於中药店自行加工药材，或制作不外传配方的膏、丹、丸、散、水等成药，是中国千百年来不用经传的经营方式。 　　二、外采商品，批发零售。当时，由於中山工业落后，不少产品尚无工厂生产，例如铁犁头、铜制品、杭绸沪布等。均由本县商店派员到外省市产地采购回来，有的批发给零售商，有的则自行销售。也有采购商品回来，自行摆摊设档或走村串巷零售。 　　三、自营生产，批销产品。所称“批销”，不等于批发，而是把自己的产品整批销给批发商或用户，例如糖寮、砖窑、灰窑、毛巾厂等。 　　渔农性质的荔枝围、果园、淡水鱼塘、公司堂口的“围田”，东主多是主，常把自己生产的荔枝、香蕉、鲜鱼、稻谷大宗批销出去。他们还在米机、鱼栏、大企业投资入股，通过董事会的活动，了解市场信息，安排生产种植项目，调整产品批销方向。 　　四、合伙入股集资组织公司。由股东大会选出董事会，再由董事会推举董事长管理企业（也有的较大企业，不设董事，而由几名实力股东组成核心主事）。通过董事会议研究市场信息、价格走势，决定企业重大事项，改善生购销流程，设法购进低价原料或货物，节省费用，降低成本。有的还派供销员外采外销，或与外地挂钩搭线，建立供销网络。这些私营公司，经常洞悉同行业企业动向，尽力充实资本（力争派息后少分红，以利润充本），更新设备，采用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保证商品质量，以低价销售，讲究信誉，参与市场竞争。始于清末，止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石岐“汇丰公司”（现邮政营业所址），有八间铺位，讲究美观装饰，训练员工热情礼貌接待顾客，熟识商品性能。在各楼层设专柜经营服装、鞋帽、钟表、眼镜、文具、瓷器、唱机唱碟、衣车单车、日用百货。为了满足消费者需要，还没以三个铜仙买一个500码线辘、一个铜仙买一包针的小商品。并兼在天台设茶楼，边演戏边供应酒菜，因而，顾客盈门，盈利丰厚。后来，该公司将地下改为“天天”饼干厂（工场在集贤坊大祠堂）产品远销港澳及南美。 　　五、筹集大小股组成合资企业，批零兼营。石岐开马路后，长堤已不再是乱石烂滩的步头级，果栏街（凤鸣路旧称）东侧铺位的干果杂货开始集中成市，昔日运抵十八乡渡头、石岐南下新圩码头和城北后岗涌驳入沙岗墟的散货，逐步云集石岐长堤成交。一部分没有雄厚资金的商人，便以大小股形式组成合资企业，设店于凤鸣路，经营油糖豆面、京果海味和干杂货。他们以批发为主，兼营零售，有的还加工副食品，如炮制猪皮胶，开椰子刨丝做椰茸、附设干粉工场（旧称髻仔粉、排扎粉）。也有兼代理洋烟、洋酒、汽水、成药。这种“准大商号”不设董事会，一般是由股资最多者汇同一二名在职股东，加上“师爷”（财务主要管理员）商议决定业务事项。 　　六、靠市场知识，靠关系，开展“拆家”（二手批发）活动。这些商人资金不多，主要经营鲜果，在阜安里、市巷一带向果栏购货，或朝赊晚找、半赊半现整批进货，收现小宗批发给小贩零售。经营“拆家”，必须看准市场。内行人把水果、鲜果、生果统称“时果”。“时”是指“拆家”看准货物价格变化。假设大栏付款买入整批鲜果，赊给“拆家”，货少价胀，盈利固然好，如遇到货多价泻，亏损也要还款给栏主。有时“拆家”也要做货物的加工工作，如焗蕉、焗柿，既要讲究技术，又要掌握市场需求。“拆家”为小贩解决小宗货源，也为大栏解决销路，这是该经营方式积极性的一面。 　　七、服务农工商的栏、栈。二十年代，中山石岐的栏如雨后春笋般开业，包括有猪栏、牛栏、谷栏、果菜栏、鲜鱼栏、咸鱼栏栈、竹杉栏栈等。客观上也促进了渔农生产的发展。 　　栈，是指通过外采或门市收购整批商品，再随行就市批发出去的栈。例如石岐凤鸣路的麟记栈，主营椰子生意，到海南岛整批买入椰子回岐批销。还有不少布栈到上海、广州批购布疋回岐后，批发给小布店或肩托串街过巷的小布贩。药栈则外采中草药回栈，经过加工复制，再批发给配药铺。咸鱼、竹杉商都是栏栈兼备，经营手法较为灵活。 　　八、商贸按揭借贷款。中山的典当、钱庄，明清已有，并在清代成立押业同公会。彼时县城当押达51间，年税银550两（见道光七年《香山县志》卷七第271页）。辛亥革命前，石岐有钱庄（银行）28间，其中以阜康、宝慎、诚信、泗和隆、生发、永升、义昌、信行、信安、蚨源、永升发、永生源等，在地方上较有名。这些钱庄以堂皇的门面吸引存款户，利用他人的存款，转手贷出，从中获利。当时存款利息仅为四至六厘，而放债收息，最低八厘，农历十一、二月间可高至一分五厘至二分（据中山文史第1——3辑88——89页）。除钱庄外，米机、大杂货店亦有做按揭，利息不一。有业务关系者，或商会、公会会长“照”保者，免息揭银（贷款），也有。 　　我邑当铺，有史可查的小榄源泉堂，开设于道光天22年（1842年），是较大的一间。解放初期，小榄镇典当业同业公会尚有会员企业7户，员工26名。典当业受人民银行管理，一直私营至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才全部关闭。 　　银号钱庄的信商汇兑贷款，这类企业在国内外设有跨地区机构（联合体），或有挂钩结算的联营。如甲在美国A处汇款给中山收款人，并付了汇费，美A电知香港A再转知中山A，按数兑给收款人。乙不便携带大量银圆往广西，故不在中山A处付汇，可在广西A凭单提兑或委托现给厂商。丙赴穗采购，资金不足，可向中山A按揭，到广州提现或由广州A承担结算。丁在本地买货，向本地A或B，C按揭，钱庄随时代丁结算给卖主。免息免费的也有。例如戊在任何A处交了款，任何时间可凭单在任何A处甚至在与A有挂钩结算的B、C、D处提兑；这样做，A收了戊款，可用于放贷。戊虽少了利息，但在几处可提款，获得方便。我县在元明已有官、民“银票”（即有价证券）。如有假冒被发现，会受到政府刑罚。 　　钱庄银铺也办理民间储蓄，托付代收，钱银找换和处钞买卖。但主要经营项目是按揭贷款。 　　九、用各种形式，筹集民间零散资金。例如饼店举办“月饼会”，腊味店举办“腊味会”，按月收集消费者个人的“供”款，用作经营资本。消费都供满一年底价后，店方保质保量“还”回月饼、腊味给个人清数。米机也收集民资，一般分季收“供”股，用于企业买谷置田放贷。这种不股可以转让，但小股东不参加选举董事会。由于大米机有商会要人担任司理，信誉有保证，且有息（其中部分是上等米）有红分。供股都每季可凭“股份簿”领取息银、息米，年初（即农历春节前）分派红利，故不少居家老妇，甚至拿出“棺材本”入股。米机资金灵活，获利丰厚。这是过去中山县的大米机，尤其是私营联合体，无需向当押钱庄贷款，还有款放贷的原因。 　　十、“巡城马”。石岐历史上有六七个巡城马，民生中路新畲堂巷的“师精球”（忘其姓，坊众称之为球叔）是其中之一。“巡城马”本人不从事工商业买卖，但经常往来中山县城石岐至香港、澳门、广州、佛山之间，三四天一次。他们帮助企业携带商品样本，暗带商情密信、银票；同时，帮助石岐居民携带小量日用品。也有的代本邑侨眷在香港金山庄代领汇款。他们还经常在各埠向商店打探或陈述各地商品性能、价格。“巡城马”收交钱物不立收据，只凭信誉；但从未有失误。任务完成后，他们除向委托了收回旅费和正常服务费外，还接受大老板的赏赐。 　　十一、“派信皮”托运货物。过去石岐有一类人专在凌晨或任何时候，当船刚靠岸，便第一个跳上岸，以最快时间把货物提单送到收货单位，这就是“派信皮”，托运货物。如现在的特快专递，目的是为了迅速付货。方法是：付方将收方的地址、商号和购买商品的名称及数量写在信封外（后来也有将提货单放入信封内），不封口（正式发票另行交收），待“派信皮”人交给收方后，收方凭“信皮”提货。收货回音或另需再购货，由收方写在另一信封（后也有付入信封内），不封口，交船方送达供货单位。这种买卖，全凭双方信誉，减少采购费用。三十年代，石岐的“良友”汽车公司，也曾办理代客托运业务，将付方货物运到各站公路边交货，收方派人接运入墟镇。货车从石岐经西路到拱北，回程到萧家村转东路回石岐，亦有顺反搭包装回皮或少量实货，各墟镇小店亦有委托“良友”代办接驳。坐在司机旁边的员工，也叫“派信皮”。其时，托车船（600吨花尾渡有仓容量300吨）付运的商品，随到随起卸落货，绝无存货入码头仓，然后层层办手续，超月不提货现象，港澳来货也是如是。运输费由付货单位支付，收货单位雇请搬运工人或派店员自提均可。石岐长堤的搬运工人分装谷（女）、托谷、抬果菜、运油糖豆面杂货、纸张、布疋、柴炭、陶瓷等等小队伍，各有熟客，有的直接从“派信皮”手中收提单代客办妥提货，保证信誉。 　　上述期间，中山人口有较大变化。据宣统《香山县志·舆地·户口》载：宣统元年（1909年）香山“城厢、乡村镇镇合计1421796人”，商绅到石岐设店增多。民国头十年间，国内军阀混战，虽有外商来岐投资，但地方靖，工商业不景气，中山人口开始外流。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中山人口下降为1，129，500人，其中石岐79，680人，店铺2，632户（民国二十一年七月十日《中山县政府统计股制表》）。当时，尽管人口少了，但中山的岁入，仍相当于贵州一省，列为一等县。据1932年《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会务夤刊》和1934年《广东省政府统计月刊》记载：1928年中山县财税收入为340万元，禁烟赌后的1932年为210万元（而1933年贵州省仅为262万元）。1933年中山县人口略增为116万人，有农田200多万亩，稻田而积约占65%。 　　“七七事变”前夕，日军加紧侵华，军阀仍然混战，我县民出外谋生大幅增多，据1936年《中山县政年刊》载：中山人口降为918，939人，全县店铺7256间，员工25883人，其中石岐店铺降为2066间，员工仅有10143人。 　　1940年3月6日，日军第二次侵犯我邑，县境陷敌。次年冬，香港亦沦陷。是时中山工商业一落千丈，百业萧条。部份商人靠收购故衣，贩卖土产为生。他们三五成群经小榄、新会外海、江门、到鹤山沙坪，把故衣运往粤桂边境国民党统治区出售，回程时带回山区土产，或薯芋杂粮运往澳门，在澳门再收购存仓布料和故衣，运到山区图利谋生。 　　中山沦陷初期，人民生活陷入困境，汉奸屈从日军命令，在石岐镇（包括员峰、张溪、大墩、厚兴、环城一带），设置“地方维持会”。会长吴霭佳，甘当日寇帮凶，向商户勒取，粮食、副食品、柴炭、五金等军用物品资敌。及后，汪伪绥靖军开到中山，成立伪县政府。欧大庆出任伪县长，下令解散“维持会”，另设“中山县联防委员会”，欧兼主任委员。后改为“中山且联防总局”，县长兼局长，经常召开分局长局务会议，加重征税，美其名曰：“护沙税”（因中山县大沙田多），税项公开招商承设。 　　早于1939年成立的所谓国民党敌后“游击队”第七战区（广东）挺进第三纵队（驻珠江三角洲，总部在沙坪，简称挺三）的各支队、大队、小队，均是绿林招安，自筹军饷。他们占据地盘，俗称“大天二”（自命其威势之“大”仅次于“天”）。其头目分别在日治区各县组织联营“民利公司”。中山沦陷后，民利公司即向中山县汪伪联防总局投承税收。这样，他们既得到日军及伪县府赋予的收税权力，又继续拥有蒋、汪认可的独立武装，在各地自定规约。向工商企业征税及勒收各种杂费，同时向农民征收税谷、护耕费，在码头设立关卡，管制商旅来往。“大天二”还在圩镇开设烟赌妓寨，组织武装来往港澳走私，成为暴发的私枭。是时，敌伪指挥成立的伪商会，与联防总局、民利公司串通一气，鱼肉商民。中山县的民族工商业，无法维持。建筑、建材、特种五金、侨汇等行业无业营。百货、布疋、糕饼、家具等破败衰微。石岐映相业仅得陈明恩一人背着“八宝箱”（俗称老鼠箱），巡回上街映相，顾客极少。 　　1945年9月3日抗日胜利，国土重光。中山县商会领导人先国军一天回石岐，分头活动，号召大户复业。破败的中山民族工商业，逐步复苏据县商会整理委员会1946年10月13日给县政府《工作报台》称：战后初期石岐工商业仅有1400户（含新开业）。小榄仅存1000户；各区约共存1000户；各区约共存1000户。全县工商业约剩下3400户，不及1935年全县领牌的工商业7256户的一半。 　　中山原有的私营骨干企业已极少，抗日胜利后更为艰难。始于清光绪年间的香山机制砖瓦厂，一蹶不振。始于民国元年的迪光电厂，原有设备，被汉奸董锡光拆去资敌。胜利后，县府一纸空文交商会复办。稍有名气的天天饼干厂，无资本回生。始于民国九年的下恭镇联乡电话局、东镇四区电话局、商会商办一区电话局、小榄商会商立电话股份有限公司，亦有难补充设备。后来，官督商办联营。早于1932年1月17日正式通车的“中山县民办岐关筑路行车有限公司”，战后年余，历尽艰辛，才通车便民。“朱英利”等织造厂则已倒闭。始于清同治元年的“祝寿堂”中药店也受外来西药影响，生意平平。 　　此时，中山表面却比战前兴旺，6万人口的县城，有猪牛鱼果栏50多间、正式旅店11间，酒楼茶室粥面饭店150间。在1946年6月，同时营业的影剧院有：中山、模范、建国、胜利、青年共5间，座位6 千。次年9月，仁山的“胜利”歇业，湾底的“建国”拆卸，又筹建起“新世界”（现市委旧址）、“中华”（现中山影剧院前身）、“大华”（现金都城商场址）。全镇影剧院座位，约占人口总数的10%。小榄、黄圃、大岗、沙溪亦有影剧院。因受港澳风气影响，每天开三场，仍座无虚席，这还未包括茶楼曲艺和粤剧。石岐还有游泳场，不夜天食店，笙歌夜夜，麻将牌声声，半合法妓女，光怪陆离。 　　抗日胜利后至解放前夕的整整四年，石岐市场充斥洋货，所谓美国原子布、原子笔、原子枧、原子裙带、原子内裤、原子袜、原子泳衣大量倾销。美国的“摩利士”牌卷烟、美国罐头、面粉、食物、用品、玩具、汽水、洋酒，充斥市面，美国八大电影公司的影片，占据了邑境所有电影院。澳门报刊、雪糕、显记和英记的蛋奶大光酥饼，出厂仅两小时便在石岐发售。中山境北，早已淘汰棉麻，专事桑蚕、酿酒，此时大量生产小榄豉味三蒸酒、荼薇酒、菊花糖肉和冬季黄圃腊肠。境南亦不采矿，不晒煮盐，商人多做水客行商。中山侨居外国及港澳者增多，内外人口的比例约为2：1，当时中山籍的华侨，港澳同胞约有50万人。战后回乡寻亲团聚者不少，亦有人带回积蓄，投资工商业。 　　洋货充斥的同时，邑民多信鬼神，贺神诞出会、敬佛拜仙做法事者，大行其道。一些商贩乘机大量制造迷信用品出售，仅县城就有制造迷信品店铺163间，其中香店49间，蜡烛店15户，冥品扎作27家。另有道馆20间。还有许多文化用品店和中小杂货铺，兼营迷信品。如遇旧节日或神诞，妇孺都争相购买“月光衣”、观音衣、灶君靴帽……，虔诚焚烧，祈望民安福食。纸料铺还批发《求财卦》、“木鱼书”给小孩沿街叫卖（木刻印制有6，7页的小书，内容多为迷信色彩的神话典故）。坊众保甲长经常巧立名目，向居民集资雇请僧道尼，打醮诵经，超度“游魂”；还在河涌开行夜船，烧纸钱放食于水道，施舍给“水鬼”。 　　另一方面，这时中山走私活动，登峰造极。1949年1939年有过之而无不及。走私出口主要是大米。惊蛰刚过，青黄不接，粮饶之中山，米途报醒，私出港澳谷米，每天恒以数十万司斤计。多用机船经珠江口直驶香港大澳岛，亦有用木驳装载，港方派走私快艇接拖，三小时抵大澳岛，私枭收商人“保护费”和拖费，每司担米共12港元。港方还有快艇2艘、电扒6艘，穿梭于中山产米区，即买即运。同时还偷运钨矿、青岛花生等出境，回途时偷运洋米、鸦片、洋货日用品、面粉、卷烟等入境。私枭此辈同中英军警海关人员均有交往，与土匪蛇鼠一窝，亦有孝敬匪首的。在县商会要员中，参与走私活动的，不乏其人，他们自己有船，不经私枭，因为这些商会要员有人“照住”。由于邑境走私洋货猖獗，形成县城虚假繁荣，至1949年10月，石岐工商业已增至2433户。 　　1949年10月30日，中山邑境解放。中山的半殖民地经济，开始逐步向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过渡。石岐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颁布条例，对稳定政局与国计民生有重要关系的工商行业，如《中国民国日报》、《开明报》、《建中日报》和书店、印刷、雕刻、五金、化工用品（含黑火药、硫磺）、影剧院、旧民众教育馆的广播、电话、私营（萧家）码头、电厂、公路、汽车及谷米、外贸、旅店、渡船逐步进行管理。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营企业先后开业。解放当日，军管会接管了旧政府的银行，次日即在原址宣布中国人民银行中山支行启业，兑换货币，收购金银，接着对外汇进行管理，并开办了驳汇、直汇、收储、放贷、承付托收等业务。国营新华书店、南方贸易（主营粮食）公司、百货公司、贸易公司、花纱布公司、食品公司、水产公司等以及外贸部门也相继成立，开展收购、调拨、批发、零售和委托商经代销等业务。对稳定货币、物价，活跃市场，恢复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随之，城镇和农村开办经济合作活动：城镇工会发动职工集股（每股3元），开设职工消费合作社，供应大米、煤油、布、糖、盐、咸鱼咸杂等，商品价格比市面零售低5—10%，凭股票证供应（1954年退股，该社并入贸易公司）。在农村由农会发动农民集股（每股3元，多股不限），建立供销合作社，及时外采农业生产资料和组织副食品，设点供应，解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国营企业并委托供销社代购农副产品，及时调运城市、供应市场。供销社所赚利润，既以派息形式，分红给入股农民；又提公积金扩充资本，发展业务（公社化以后，有变化）。 　　1950年6月始，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封锁我国，对华实行禁运。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中山县和石岐市的私营中小外贸商，利用毗邻港澳的特殊条件，听党话，大搞“以物换汇”、“以汇换物”，同美国的“对华禁运”作坚决斗争。其中石岐外贸私商，集资开设新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至1952年2月12日止，共有13户外贸私商加入），由陈竞生出任董事长，黄洪信出任总经理，注册资本20万元，开展外贸业务。私商汪沛祥、邓用亦分别组织生猪出口联营社和蛋业联营社。他们大量收购农副土产和手工艺品运销港澳（其中有的转口），将外汇货款委托挂钩港澳商号代购石油、五金、化工品、军需物资、工业设备等，运回中山。林北带等50多户行商，亦到山区或大沙田区收购禽蛋乳猪，自踩单车长途贩运到拱北关，卖给澳门商人，并委托一两面三刀户澳商将小额货款累集起来，按中山的购货单购物和代办报关、托运。是时，中山县万山群岛已解放，而海南岛尚未解放，海关奉令：私营外贸出口土产品、入口军需物资，优先放关，三天内补交关税。按当时规定，进口物资由军管会指定部门收货，通过银行当天结算人民币给私商，以有利于他们再收购农副产品出口。有100多户大中小私营外贸商的石岐市，利用香港自由贸易港的条件，支持国家同美国“对华封锁禁运”作斗争，曾作出了重要贡献。港澳华人商会，亦有从中鼎力支持。 　　1953年，中央颂布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石岐市和中山县出现了八种经济形式： 　　一是公私合营。俗称“四马分肥”老合营。 　　所称“四马分肥”，是合营企业如有盈利时，从缴纳所得利税、提留公积金、按股额派息分红、提取公益金改善员工福利和发奖金等四方面分配。是时石岐有4家： 　　（1）、广中车路公司。1951年由珠江专署接管岐关车路公司，接收合并石岐兴利行车公司、和盛货运公司及顺德、顺德“三轮”、南海、南海“九龙”、佛山、番禺、三水、怀信等10家公司组成，址在石岐自厚巷3号（今丽苑餐厅后面，石岐老人熟悉的方形大楼房）。原企业所有敌股，一概没收；民股发给股票，注明“公私合营广中车路公司”。民股代表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出席年会，审议公司业绩报告。1955年4月，转并国营广东省交通厅运输局佛山总站，客运车票同时更换，延续至今（中山编为203车队）。 　　（2）、公私合营艺兴印刷厂。1952年，由国家没收正风书局及附属印刷厂，保留厂内民股而组成。委任私方人员黄洪信为副厂长（1956年，改为国营人民印刷厂，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所有小型印刷厂并入，私股一律按新合营处理，公方厂长邓倩娟）。 　　（3）、文娱剧场。1953年冬，因私营文娱剧场扩展场地，资金短缺，由石岐市地财拨款注资组成，公方代表麦仕钊，私方经理黄茵，后由方丽群接充。1956年起，改按新合营办。60年代，曾用名“华侨大戏院“，后与中山影剧院合并，公方经理容枝。 　　（4）、公私合营合元兴犁头厂。1954年，由石岐市工业局注资入凤鸣路私营“合元兴”犁头厂改组而成。 　　二是加工订货。因营企业以原料委托私营工厂代加工产品。事前，由公方对私方调查核定工资费用，通过洽谈，签订加工产品协约，完成加工产品后，给予加工费。例如裕成油榨厂、私营米机等。 订货形式是由公方（甲）向私营工厂（乙）订购产品后，再由私方向公方进料，按约交货收款。例如果箩、镰刀、水车。 　　三是统购统销。由国家采取行政命令统购稻谷后，粮食部门委托加工厂加工谷米，然后由属下门市部或委托私营米店代销零售。而统销棉布则由花纱布公司批发给私营布店销售，零售棉布与粮食一样要收回定额分配的指标票证。此时重要的工业原料，如石岐机器厂需用的铁锭、黄铜等，也是按国家计划指标分配。 　　四是包销。私营工厂的产品，全部由国家包销，例如罗奇生烟庄，石岐酱料生产组的产品。但不是所有私营工厂的原料都吃得饱。 　　五是经销。私营商店被指定经销对口国营公司的零售商品，价格核定。 　　六是批购批销。两面三刀者是统一的。没有归口的私商，由国营企业批销商品（私商叫做批购）。私营饮食业需要的米、面、油、肉和映相业需要的菲林、晒相纸，经过糕点公司和服务公司与工商联研究安排，由有关国营企业，在总计划中，拨出原材料批销会私商。蜡烛业需用的石油副产品石蜡，也要经有关部门审核，计划让私商批购。 　　七是取缔栏栈牙纪，成立交易所。市、县行政部门，对剥削待业如栏、栈、牙纪，实行取缔。私改工作队通过工会发动工人批判这类“门楣剃刀”行业后，国营公司根据市场需要，成立了归口领导的果菜、鱼、禽、畜交易所，较妥善地解决了农民种养产品的销路。曾经在农村和圩镇较长时间存在的猪中、牛中、屋中、谷中、山柴中，经过“民改”和“三大”改造运动，逐步淘汰。 　　八是组织城市手工业联合体和联营工厂。由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工商联干部也参加）分门别类引导手工业户车衣、织竹、打铁、木农具、缯网等，组织起来，成立联合体。对于石岐市机器业的10多家大户，则引导他们组织私营联营厂；各个私营船务行，也成立“联营”，为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做了准备。 　　1956年1月，我邑农村农业初级生产合作社，全面转为高级社（按工分分配盈余），城镇按行业成立手工业高级合作社的同时，石岐市、中山县的私营企业（含少数老合营），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根据三面红旗精神，全行业公私合营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小商贩合作店（组），部并入全民所有制企业吃大锅饭。同时，全县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遍建立了饭堂，农民一天吃饱三餐干饭不要钱。结果造成粮食紧张，农副产品上调任务不完成，购销脱节，经济计划落空，供应城镇居民的口粮、棉布、鱼肉副食品，愈来愈紧缺。社会上出现有人利用职权，走后门抢购食品的不正之风。 　　1961年秋，国家实行调整经济体制，原手工业、小商贩人员退出国营单位，恢复集体经济体制，实行自负盈亏、“水涨船高”的收入分配政策。次年，农贸市场出售农副产品增多，国营贸易货栈在石岐长堤开张营业，议价收购计划外的超产商品，用以批售给饮食业、小商贩合作店等单位，内贸情况略有好转。外贸部门为了改变1961年出现过56天无塘鱼供应出口的局面，采用香烟、化肥换购农民的果菜、鲜杂鱼虾的政策，增加了出口，但活家禽的出口量仍比过去大幅度下降。 　　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重新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后，县符有关部门抓紧了收购农副产品价格上的“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接着全县上下开展“小四清”、“大四清”运动，尤其在1965年底全国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运动后，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我邑不少工厂亦停产闹革命，农民被迫割资本主义尾巴，造成城乡人民收入显著减少，工业原材料和产品短缺，农副产品萎缩，市场供应更为紧张，不少日用生活商品需凭证供应，人穷商品缺，农村公社生产队的超支户，比比皆是，经济萧条甚至接近崩溃边缘。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中心的战略决策，特别是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发表了重要谈话，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我市深入体制改革，运用侨力，大力引进外资，大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经过落实中央关于农村各项政策，农村体制由以生产队为基础的生产责任制发展为联产到组、到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引导农民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健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积极推广以集体为主的股份制，农业发展基金制度；通过调整农村生产结构，积极引进优良品种，发展高产优质高值的粮、鱼、果、畜，促进创汇型农业的发展。使农业生产连续丰收，农产品丰富，农业总产值由1979年的2。7亿元，至1992年增为18。96亿元，增长6倍。 　　二、工业生产通过落实承包责任制，完善承包经营机制，把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引进企业，逐步组建集团公司和积极筹办市属国营、集体的股份制企业。1992年全市集团企业发展到46家，并成立了凯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星辰玻璃总厂股份有限公司、火炬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股份企业。乡镇还先后成立140多家股份合作企业。同时，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引进外资、技术、设备、人才，由年利用外资3—4千万美元，1992年增至2亿美元。大力加快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全市工业产值，由1979年的4。5亿元，1992年增至117。5亿元，比对增长20倍。 　　三、积极拓宽流通渠道，促进经济繁荣。我市十多年来，积极进行商业企业和流通体制的改革，通过通过调整经营策略，发挥国营和供销商业的主渠道作用，调整商品和网点结构，扩大联营、个体商贩的销售网络，活跃了商品购销。为了支持农民发展商品生产，市区和各镇恢复了栏栈，除国营水产公司设立塘鱼栏、海洋鱼栏外，还允许私人恢复经营猪、牛果菜栏。同时新建了100多个市场和各类商场，至1992年个体商贩发展至4。1万户，从业人员12。4万人，经营的零售额达5。3亿元，占全市零售额的17。8%，上缴税收达6千多万元。由于市场活跃，商品购销额大幅度增长，1979年商品纯购为1。68亿元、纯销为2。6亿元，至1992年发展60。91亿元和51。21亿元，分别增长35倍和18。7倍；社会商品零售1983年为5。55亿元，1992年增至29。72亿元，增长了4。35倍。1993年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增至4。68万户，从业人员21万人，商品零售额增至17。5亿元，占全市零售额的46。7%，向国家缴纳税收6738万元。 　　四、在经济体制改革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同时，我市加速扩大对外开放。在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轮换外贸经营机制的基础上，积极实施外贸的实业化、多元化、国际化。至1992年我市已建成70多个出口生产基地和650多个外贸商品专门厂、专业车间，提供商品出口创汇2。2亿元。因而使我市对外贸易大幅增长，1979年外贸收汇仅4300万美元，1992年已增至7。04元，增长15倍。出口商品结构，由农副产品为主，转变为以工业品和工艺品为主；出口地区由港澳为主，发展至近百个国家和地区。 　　五．改革金融体制，大力培育金融市场。目前止，我市除有中国人民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广东发展银行之外，还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已成立了广东证券公司中山营业处、广东信托投资公司中山办事处、中山租赁有限公司、中山证券登记公司、中山港城市信用合作社、广东华侨信托投资公司中山办事处等，并大力推广了农村合作基金会。1992年我市金融部门代理部门发行俩券达70亿，向外拆借资金56亿元，年底城乡储蓄余额达74。68亿元。 　　六．大力发展旅游业。随着改革开放，我市先后建成成了具有岭南园林特色和现代化设备的宾馆和酒店12家，其中经国家旅游局评定的四星级酒店两家（国际酒店和富华酒店）、三星级酒店两家（京华酒店、翠亨宾馆）、二星级酒店两家（香山酒店、中山酒店）、还有暂未评星级的六家涉外宾馆、酒店（中山温泉宾馆、怡景假日酒店、铁城酒店、菊城酒店、花城酒店、石岐宾馆）。这些宾馆酒店拥有客房2140套（间）、床位4423张，另有市委、市府三家招待所。1992年旅游外汇收入达1。29亿元，旅游营业收入7。09亿。 　　1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山由农村县发展成中等城市，被誉为广东“四小虎”之一。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由1979年的7。2亿元，1992年增至161。85亿元，对比增长21。9倍。财政收入由1979年的7852万元，1992年增至5。57亿元，对比增长6倍多。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1992年农村人均年收入1920元，城镇职工人均年收入5207元，比1979年分别增攻10倍多。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各项社会建设事业取得突出的成就，跨进了现代化社会行列。